当时，王安石变法从理财入手，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口号，但实际上,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大部分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恰恰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产生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给反对派以攻击新法的口实,同时也使新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以青苗法为例，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这本是一件好事，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收取利息的苛政。其他改革措施，也普遍存在类似情况，造成百姓负担反而加剧，生活状况日益下降。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一位看门小吏郑侠冒死进献《流民图》给神宗。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次日，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用人路线与用人失察,改革为何得到如此结果?我们要从王安石变法的用人来寻找答案。
王安石变法之初，即遭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的反对，而且这些竟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司马光等人反对的并不是变法本身，而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该法必然会给地方官吏提供腐朽空间，使他们借机盘剥百姓。后来的事实证明，司马光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为人执拗，他索性推行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只要是口头拥护新法，并坚决推行新法的官员，不管其人品、节操如何，即给予重用。而这些人恰恰多为投机分子，并非真心改革，只是借变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对此，司马光早有察觉，特地写信告诫王安石：“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与王介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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