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成功与失败(3)

　　再如免役法，用交钱代替差役，而且原来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户、城市居民、女户、寺观、未成丁等也要交纳助役钱，只有城市六等以下、乡村四等以下贫困户享受全额免纳的优惠。又规定在定额之外，各路、州、县可带征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免征备用。结果免役法引起富人和穷人的一致反对。

　　而在变法中的任何一种新法，甚至总体上利大于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都成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

　　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仅仅是财政收入增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平情而论，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其原因除了遭到上层官僚集团顽固的反对之外，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

　　在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不论成功失败与否，一直受到了后人褒奖和批判，许多人认为变法的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责任。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但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就事论事，就法论法。　　也有人认为，事情只有得到广泛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再好的创意也可能因反对而流于苍白。王安石对当时的社会缺乏足够深入地了解，对决策者以及权贵的心理状态没有把握清楚，也没有恰当地调节和安抚改革中涉及的各阶层，导致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