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思想史的评价就会?格难通。
我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考证了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这句流行甚广的评价。我认为，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
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做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做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概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因如此，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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