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
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16]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17]57-58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18]218，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甕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又曰当时无一人赏音而山谷独道之，夫米元章、张邦基，非与荆公同时者乎?朱晦庵、张南轩，非皆亲见荆公遗墨而称道其善书者乎?用修非醉非梦非病狂，曷为于诸贤所评皆不录，而曰无一人赏音，即南轩称王丞相书佳处甚详，用修亦舍去勿录，而独记作字甚忙一语，何也?”[19]362
蔡上翔不解，从未见过王安石真迹的人，怎么能遽下断论?王安石的为人，可从不妄言评判他人约略感知②，基于这点，杨用修似尚不及荆公。杨慎所言：“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蔡上翔之考略，对内山精也的灵感多有启迪，他认为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这种特殊偏爱，甚至胜过了苏轼的书法。如《跋王介甫帖》言：“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据内山统计，黄庭坚文集中有关于王安石书法的文字共6篇：《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跋王介甫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题王荆公书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六》);《题绛本法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八》);《论书》(《黄庭坚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与俞清老书二首》(《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五)。
内山对黄庭坚关于王安石书法的6篇文字的关注仍来源于蔡上翔的考略，蔡尝罗列王安石同时代人或曾经目睹过其真迹者的记载，以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黄庭坚的几篇文字成为重要的论点支撑：
黄鲁直《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曰：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识者买得之，读其书，盖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尝诵之，因书于金陵天庆观斋房壁间，黄冠遂以入石。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此固多闻广见者所欲得也。
又《题王荆公书后》曰：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虚白自书诗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少师大字壁后云：“枯衫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又云：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
又云：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风气。
又题法帖王濛书云：王荆公尝言学濛书。
黄庭坚总结了王安石书法的几个特点：一则“奇古”，二则不循法度，字里行间透露出是荆公书法的赏音者。李之仪(1048—1128)《姑溪题跋》卷一有三则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
《跋苏黄陈书》：“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
《跋山谷书摩诘诗》：“鲁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为胜。盖尝自赞以谓得王荆公笔法，自是行笔既尔，故自为成特之语。至荆公飘逸纵横，略无凝滞，脱去前人一律而讫能传世，恐鲁直未易也。”
《跋荆国公书》：“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黄庭坚摹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自谓得之于王安石;王安石得颜真卿真谛，但却以无意得之，其天分如此，从李之仪的评议中可以领会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赞赏态度。
蔡上翔引用张敬夫的观点似也可成为黄庭坚观点的注脚：“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余喜藏王丞相字画，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晚年所书，尤觉精到”。“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看似率意，实则高人一等，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无法模拟的。
朱熹在认可张敬夫关于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的言论后，发起了议论：“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预，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虽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惊焉。”该议论仍未脱“书如其人”的窠臼，荆公的德性与其书法难道真如所言“躁扰急迫”吗?在《题荆公帖》(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中，朱熹不免感咽再三：“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书，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先君子”的酷爱与所言之“躁扰急迫”似乎难以理解，还是蔡上翔的考略言辞来得痛快：
新安尝言先君子好学荆公书，至于再，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是其因论书宜甚爱荆公矣。及观于《跋韩魏公帖》，窃又怪其不可解。有数端焉：张敬夫言载于荆公书董史书录者，曰能行其所无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写，与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评书工拙，未有及于忙与暇者，即使斯言果出于敬夫之口，则亦为不知书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为戏言，而又以躁扰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实，不知向言先君子学荆公书为何等书?抑将并学其太忙而不免同入于躁扰急迫乎?且又推及有关于人之德性，而己即因以自警，其与向时恨先君不及见，又何如其戾耶?夫写字太忙，本非可以论书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书昔时见赏于人者一概抹杀，惟以敬夫此一言为诮，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书法能否为轻重，尤不必以书法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书，而及于荆公之躁扰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论范文正公书，而及于荆公之本不解书，是皆不可以已乎?
蔡上翔的考略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书法不能以“忙闲”来评判，基于此，关涉王安石书法“忙”的评价似难以成立。
本文来源：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wanganshi/3540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