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统一，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而且，他更希望能通过变法，统一思想，统一学术，因此，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三经：《周礼》《诗》《书》)，王安石的《字说》也曾一度独行于世，奉为科举取士的圭臬，以致苏轼开了不少王安石《字说》的玩笑，如说：若“坡为土之皮”，则“滑为水之骨”也。这当然是玩笑话语，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东坡颇为不满，认为如此一来：“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王氏之同会造成“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的荒芜单调，任何人，不论他有多么伟大，多么权威，他的思想、理论、观点，都只能是一个相对的真理，若从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历史的前进，文学史的演变、学术史的发展，都是一个权威不断被否定、被超越的过程，而统一，则必然会造成思想的僵化和一片黄茅白苇的荒芜。东坡之言，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次统一，则是进入到现当代以来的文化革命。文革时期，一方面鼓动造反，另一方面，却将统一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所谓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大乱和统一，看似悖论，实则是表面的大乱而本质的统一，一切之乱，必定要在“治”的范畴之内才可以乱。
笔者之所以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统一的时代一一陈列，是由于我们需要以历史为借鉴，而作为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细腻。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风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文学，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成为永远的时尚，而作为诗人，如宋诗，欧苏批判了西昆体，而苏轼之为巨匠，也同样不可避免为其弟子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所取代，所谓取代，都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取代，是发展史意义上的取代。进入到现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和政治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的高密度政治思想统一，既不是文革运动与生俱来，也非随着文革终结而戛然而止，文学艺术等学术思想，既在此前而为其之先导，也在文革发生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阴霾不散，余绪绵长。这可能就是笔者前文所说当今学术创新艰难的本质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千言万语，正无从下笔，偶读桌上报刊文章，读到一篇《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里面提到得知王稼祥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参见罗雪辉文章，报刊文摘，2009年1月9日)于是，众所周知，大跃进的悲剧随后就发生了。
这仅仅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广为人知、直接涉及社会现实的例证，那么，学术的问题，不直接牵涉社会现实的学术问题，又何止成千上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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