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梅花赏析(2)

　　浅论王安石的梅花三首诗

　　一、王安石的生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县城盐埠岭(今属江西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是北宋具有进步思想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他从小勤奋好学，博闻强记，作文纵笔如飞，情理俱妙。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劳苦阶层，对当时国家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着切身体会，很早就立下“矫世变俗”的雄心壮志。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他考中进士，当过十多年地方官吏。在任职期间，他不仅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还增长了见识，这为他以后任政中枢准备了条件。同时他还实行了一些改革。在嘉佑三年(1058年)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的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对宋初以来的制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实现对旧有制度的变革，这深得宋神宗赏识。神宗赵顼在位(1068-1085年)时，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于是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来加以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冬)第二次他被迫辞职，从此闲居江宁(今南京)。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闷郁病逝。“王安石的变法是十一世纪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产物信。”①可以说他的改革精神，不仅充分表现于“熙宁变法”和“荆公新学”，同时也渗透在他的文学中。

　　在北宋初年，诗坛上以杨亿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曾经风行一时，但由于西昆体诗缺点明显，对诗歌的发展起了不良作用。直到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一批人起来扭转风气，局面才有所改观。他们力求诗歌创作做到平易畅达且有真情实感，而王安石就是他们中间的后起之秀。

　　王安石在诗文方面的卓异才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代宗师欧阳修的极力赞赏，对他的评价和期望都很高。他的散文雅劲严谨，议论风发，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内容充实，具有简峭峻逸，平易近人的风格。绝句尤其擅长，优雅绝妙，美誉天下。

　　晚年的王安石虽然纵情山水、谈诗说禅，然而也难以掩盖他心中的痛苦和煎熬、特别是他夫人的去世对他打击最大，使他再超脱也无法忍受这种痛彻心肺的打击。他一直以“刮磨世习”为务，不育政事，但他又不能把对国事的关心排除在外，因而自嘲尚有余习未忘，无法护得解脱。对此从修行解脱角度来看固然是一种障碍，但也表明他的爱国爱民的一片热心并未因隐退学佛而消退。最可惜的是他带一种悲痛、伤心之感离开人世后，守旧派的司马光虽然肯定王安石的“文章节义”有遇人之处，却又历数他种种不是，如“性不晓事”、“喜好不正，颠倒忠奸”、“忠直疏远”等的罪名。

　　王安石在诗歌上能不拘一格的取法前人，加之他博览典籍，工于记诵，且用事使典，饰辞属对，无不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各臻其妙。因此，他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既有自己的特色，在艺术技巧上又瑰丽多彩，卓然大家风范。可以说，王安石是宋代最杰出、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二、王安石的梅花三首诗中梅花的含义及蕴含的禅机

　　王安石在任时置身于一场风云变幻的斗争中，经历了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黑暗，在受到神宗支持不专又被守旧派攻击论罪的情况下，了解到官场并非他久留之地。于是，他一次又一次推官隐居。

　　王安石虽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但他并不是一个狭隘而偏执的陋儒，而是一个开放而自信的真儒。他相信通过自身及友辈的努力，能够实现儒家的复兴，而不是靠排斥异端使自己获得成功。他知道封闭保守只会让自己落后，所以他很想做一番改革。可惜的是他很少得到支持，由于封建保守势力强大，所以“力不从心”的他只好放弃，而认出世归隐为贤“使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杭州修广师法喜堂》)。

　　王安石不像当时的大多数学者一样，认为佛教教义是外来的宗教文化，而极力攻击佛教。他经常跟多位挥师、诗僧交往，谈诗论道，所以他谈论佛教时也多以赞叹之语而并无攻击排斥之言。他既以理之是非为是非，自然对佛教无太多的偏见。因为他知道佛教不仅教人明心见性，还吸引了各类人才，从而寺院成为人才菅萃之处。因此他对佛教有了更深的了解，自然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只是他有时不愿公开流露这一感情而已。且“佛教对宋代诸帝吸引力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佛教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他们抗拒不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内在魅力。”②所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既是强烈的，也是细微的。王安石出生于无田无产的中下官僚之家，少历贫苦，不仅使他一生节俭，还造就了他高尚的人格，再加上幼年的他在南方浓厚的佛教氛围中渐渐成长起来，所以他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受到佛法的浸润和滋养。他一方面醉心于韶州秀丽的自然风景，另一、方面又对遣裹的风俗人情舆信仰佛教的传统感到新奇。也许遣也是他的思想和诗歌充满了善良、渴望舆含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