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勃《滕王阁序》看初唐文人心态(2)

　　《滕王阁序》中呈现出的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孤独的悲哀盘错交织，自信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忧愁和烦恼，是初唐文人的普遍心态。

　　初唐时期，刚刚结束了战乱频仍、分崩离析的历史，也结束了隋代短暂的暴政，建国之初，统治者表现出思贤若渴、重用人才的倾向。他们开始推行开明的文化政策，融合南北文化，推行科举制度，打破了汉魏以降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使成千上万出身寒门的庶族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朝廷拔擢了大批治国安邦的文官武将，这样的政治环境，空前地激发了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热情。唐太宗在为秦王、随高祖李渊征战南北之时，就在秦府大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每更值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秦王府成为当时文坛精英荟萃之所。当他继承帝位之后，又置弘文馆，与馆阁学士讨论典籍，吟咏性情。他多次宴饮群臣，在享乐之余，君臣之间赋诗唱和，各擅胜场，争奇斗艳。今所传许敬宗撰《翰林学士集》(残本)，共收太宗时君臣唱和诗五十一首，分属十三题，参与者除太宗、许敬宗外，还有于志宁、陆摺、长孙无忌、褚遂良、高士廉、岑文本、上官仪、杨师道、刘子翼等朝廷重臣，《全唐诗》收录仅许敬宗一人和太宗诗就高达 18首，文学唱和风气之盛可见一斑。太宗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太宗宠爱有文学特长的魏王泰，杜如晦、薛收、魏征、虞世南等文士平步青云，坐致公卿。他们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当时文人的用世激情，当时的精通文学和儒道的士子自以为凭借华美文辞可以实现济世伟才，经义精通堪为帝师，于是踊跃投诗献赋，希图以文学侥幸进身。武后、高宗宫廷均有爱好文艺的风气，形成“白云起而帝歌，翠盖飞儿臣赋”的盛况。武后对文士更不吝官爵，“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器人於翰墨之间，求材於简牍之际”。沈期、宋之问、李峤等仅以文学获得高位，别无他能。 “大臣以无文为耻，右职以精学为先”。加之神龙年进士科始加试诗赋，辞藻表达、文章形式引起主考官和应考者的高度重视。文学成为文人们的进身之阶。 “取士以道德，考试以文学”的政治环境使中下层知识分子变六朝的“从政无望”为“从政有望”，故玄宗时人说“明经取士，国家取材之地”。高宗、武后朝热衷封禅等盛世礼乐，赋颂文章的宏阔气势迎合统治者的心理需求，许敬宗等以大赋大颂备受青睐，炙手可热，朝野文士争相效仿，希望以文章得以擢拔。“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於万国，舞干戚於两阶，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於斯为盛。虞博通万句，对问不休;李长於五言，下笔无滞。……自豸冠指佞，鸡树登贤，内掌机密，外修国史。晨趋有暇，持彩笔於瑶轩;夕拜多闲，弄雕章於琴席。”[10]卢照邻的文章中寄托了初唐文人的自我期许，透漏出贞观末年至高宗时期,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充满对新生活的热情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呈现出自信兴奋的精神状态。王勃撰有多篇大赋大颂，为文有追求宏阔的趋向，为了迎合武后朝大设明堂礼典的时局，背后有效法许敬宗之流以宏大篇章得幸的政治企图。骆宾王的一封上裴侍郎的干谒书启至今尚存，陈子昂的《上薛令文章启》同为干谒之辞[11]。人们热衷于献诗，希望通过献诗可以得官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