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王勃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天地作极，不能迁否泰之期；川岳荐灵，不能改穷通之数。岂非圣贤同业，存乎我者所谓才；荣辱异流，牵乎彼者所谓命？”（《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悲叹自己才命不合于时，把否泰、穷通与天地、山岳联系起来，把才与圣贤同业联系起来，“并不到社会制度和政治关系中去寻找原因，而是更多地从宇宙变化、历史兴衰的角度中思索人生的意义”，力求消解痛苦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许多迷惘和困惑。
尽管王勃心头愁云不散、迷雾重重，但并不妨碍他笔下的送别诗因此而呈现出隐约迷蒙、缥缈朦胧之美。我们固然欣赏开朗壮阔的阳刚之美，但也不能排斥隐约迷蒙的阴柔之美。清代古文大家姚鼐曾经形象地阐释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文如此，诗亦然。雷霆闪电、崇山峻崖壮观神奇、激奋人心，给人以恢宏壮阔的审美感受；而云霞烟雾、幽林曲涧则迷蒙静谧、幽邃深远，亦给人以心醉神迷的梦幻色彩，王勃的这些送别诗就属于后者。姚鼐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强调：“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诗歌中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二者同样不可偏废，这正如人们既赞美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江河巨川，也喜爱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的涓涓细流一样，只是二者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而已。
三、抒发自我身世之感的送别诗
王勃借送别诗抒发对自我身世的悲切之感，原因大概是因为内心的痛苦郁积太多，在与友人分别之际，千万般感慨涌上心头，特别是艰难的处境和辛酸的遭遇，让年轻的诗人难以承受，沉重的慨叹不可遏制地喷发出来。
《别薛华》诗：“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首联一方面是设想分别后友人旅途的艰难与辛苦，另一方面也是诗人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颔联诗人直接倾诉悲苦，呼喊不平的遭遇，尤其是“千里”之长与“百年”之短的对比，充满“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的悲凉意蕴。颈联“同”和“共”把诗人和挚友的处境统一起来，同病相怜之感异常突出。尾联用互相入梦传神地写出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既表明自己对朋友的真诚情谊，同时也劝慰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真切的相思之情。整首诗并不着意抒写惜别之情，而是时时处处抒发对自己身世的悲切之感，哀伤之痛。明代陆时雍曾云：“率衷披写，绝不作诗思。末语解愁，愁情转甚，须知此等下语，意味深厚，后人便道出个中矣。”（《古诗镜》）
《重别薛华》诗：“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潸然。”后四句诗随心而发，直抒胸臆。面对好友，诗人心头的愤懑凄苦又一次倾泻无遗。“惟有泪”、“独潸然”强调诗人孤独无依，凄凉悲苦的处境，撼人心魄，催人泪下。
《羁游饯别》诗：“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槿丰朝砌静，筱密夜窗寒。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宁竟山川远，悠悠旅思难。”前两句诗直接描写身为羁客的诗人在旅途中历尽千辛万苦的情形。“悬”、“倦”两词，意蕴丰富，旅途险情不断，以至游子的心始终悬浮着，如此之境况，诗人自然身心疲惫；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旅途的劳顿与艰辛都隐含在其中。诗人写羁游的艰难，其实是又一次申诉自己处境的悲凉。长期在异地他乡漂泊，前途未卜，世事难料，诗人此时的疲倦之感和伤感之情异常强烈。
上元二年（675），王勃南下交趾途中的《白下驿饯唐少府》诗“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相知何用早，怀抱即依然。浦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依然抒发悲切的身世之感。首联写诗人在白下驿艰难的生活，不得不像韩信那样经常去唐少府家中吃饭。这里用《史记·淮阴侯传》中韩信常常在淮阴县南昌亭长家寄食的典故，写自己的生活处境，语气中充满无限的悲凉。诗的尾联写诗人离长安越来越远，用《世说新语·夙惠》中的晋元帝询问明帝长安与日孰远的典故，委婉地表达诗人离朝廷很遥远，感叹前途渺茫，惆怅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王勃在送别诗中抒发自我身世之感，虽然是一己之悲，但“这样的感情既是诗人们自身生活遭遇的反映，也是当时命运相似的人的共通的感情。像游学、求官、宦游、赴边，常常是封建社会里士人探求政治出路的生活经历，在失意中常常会唤起这样的感情来”。因而又代表着失意士人的感情，极具普遍性，很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综上所述，王勃的送别诗溶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与个人情感。一方面，初唐社会经过唐太宗的锐意治理，国力日渐强大，国泰民安。《新唐书·食货志》云：“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内艾安。太尉长孙无忌等辅政，天下未见失德。数引刺史入，问民疾苦。即位之岁，增户十五万。”唐代士人生活在如此之大唐社会，对人生普遍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王勃也不例外。他开朗乐观，昂扬向上，信心十足。开明的择士制度，又为士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新唐书·选举志》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成熟的开科取士制度吸引了王勃这样出身低微的寒门士人，他坚信有朝一日能够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因此他的送别诗洒脱超逸，雄浑壮阔，洋溢着强烈的初唐社会气息。另一方面，当梦想破碎之后，王勃猝不及防，一落千丈，犹如跌入深渊，不断舔着滴血的伤口，久久难以平复，感叹“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的不平遭遇（《涧底寒松赋》），却又无从寻找答案，送别诗中就时时笼罩着寒雾暮烟，时时不忘慨叹自己悲凉的身世。 不论是豪情壮思，还是悲吟低叹，都是发自肺腑，都是流淌在心头的真情，因而真醇深厚，感人至深。与齐、梁同类诗歌相比，王勃的送别诗更注重意境的净化与提纯，更重视抒发一己情怀，直接开启有唐一代诗歌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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