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词的“落花”意象(2)

　　二 “花落知多少”：人生与审美境界的投射

　　无色无相，纯任自然，虚体广大，“落花”无疑是王维的一种人生镜像，透过这“璀璨的反光”我们把握到诗人对生命的主体性阐释。

　　王维生逢盛唐，少年才俊，与李白、杜甫相比，仕途并无险风恶浪。他与李白生年一致，享年相当，同享诗名，都受到过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击，对奸臣当道，朝政日非的现实都曾痛心疾首，怀救世之志。两人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仗剑游历，兴风狂啸，以不羁之态睥睨世俗;一个持戒安禅，敛心守志，以不争之态隐遁山林。如果说是久在官场，看透大唐一去不可返的颓势，那么小王维十一岁的杜甫经历此便更为深巨，然而历史留下的是杜甫缥缈孤鸿的人生剪影和苦苦吟哦的济天下、安苍生之志。在几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王维走的这条无可无不可的人生道路值得深味。当然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价值观的最终选择的因素极为复杂，几乎无法条陈和细究。而这在王维身上又是个特别，从出生到终卒，始终有一条经线贯通王维整个生命历程，对他的人生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质的影响，那就是――“殊胜佛缘”。

　　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从北宗禅领袖神会弟子大照禅师普寂，王维兄弟自幼便随母吃斋茹素。自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举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得罪遭贬出京，至开元二十三年在张九龄举荐下回京出任右拾遗，这十四年当中，朝廷政治黑暗动荡，王维个人仕途颠簸困顿，使他日渐产生退隐心意;但另一方面，他念家中兄妹之情，以至于沉吟不能去。这多方面的原因使王维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岁的王维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对佛理研习日深，此一时期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多是僧道居士。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倾心服膺慧能的“不立文字，心心相授”的南宗禅，这是王维佛教人格，心灵视界的重大转折。这一年，王维从殿中侍御史任上知南选，路过南阳，得遇慧能弟子神会，此后王维与神会保持密切的交往，随后又应神会之请为慧能撰写碑文。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宗修悟方式成为王维在生活和诗作中追求的审美趣味。随着生活阅历的累积，特别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打击和压抑，佛法境界越来越成为王维的精神依托。他在蓝田构筑别墅，过着“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的生活。晚年的王维更是摒绝尘事，在自然山水的体悟中参禅悟道，寻求永恒的精神体验。但是王维也并非将自己的精神完全泯灭在宗教的虚无中，在一些诗作中王维也曾发出世事沧桑，生命几何的哀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埋骨白云长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间(《哭殷遥》)”。在王维恬静淡然的心胸间，偶有这种人生哀音的流露，让我们渐欲接近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细腻，敏感多思的诗人本真面目。

　　王维对于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传统士人精神人格的审美范式，更突出的贡献是他赋予山水自然以特别的人格色彩。落花、飞鸟、山月、松风皆脱落自然之主体，皈依王维禅宗审美之主体，使自然山水获得了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永恒价值。山水实境与佛禅空境的完美交融创造了中国诗歌至高的艺术境界。他常将诗人之“我”置之物外，对自然万物作超距离的圆融观照，又善抓住自然界里极其精微的声、色、光、影的变化，表达无穷的哲理韵味。王维归隐后所作《田园乐(其六)》，在诗体、意象和诗境上都与孟浩然的《春晓》相近，不妨稍作比对。孟诗虽也表达了一种闲适悠然的心境，但诗人被啼鸟唤醒之后，回想一夜风雨急，不免心里一紧，残红萎地，花已不在枝头的留恋惋惜之情跃然纸上。不离世间苦，满怀尘世忧，诗人求闲适却难以超然的形象非常鲜明。王维此诗前两句清新明丽，后两句则是一派天机。啼鸟何妨入眠，落花铺地却让人感觉洁净不染，何必扫去呢?不但诗人成了局外之人，一切皆随顺而安，无依无待，十足自在，流露出禅家了断分别之想，万法尽在自身的妙谛。其旨淡而远，其趣深而幽，令人回味无穷，远高于孟皓然《春晓》的有旨无趣。王维诗中相似的审美创造还有很多，例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这些以“落花”为中心意象的诗，皆是以“静”为特点，以“落花”为引机，诱发寂与空的哲思。在静与寂的艺术实境中，王维寻求空明本体，达到一种刹那永恒的人生体悟和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