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汪曾祺阅读(2)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端木蕻良看到这首诗，认为“犹及”二字很好。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这不大吉利，没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乡听一次了!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每当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或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辈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没有他们的提事，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我认识他后，他经常来往的有杨振声、张奚着、金备森、朱光清清先生、梁思成林徽

　　因夫妇。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杨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带信，让我到南锣鼓巷他的住处去，我以为有什么事。去了，只是他亲自给我煮一杯咖啡，让我看一本他收藏的挑茫父的册页。这册页的芯子只有

　　火柴盒那样大，横的，是山水，用极富金石味的墨线勾轮廓，设极重的青绿，真是妙品。杨先生对待我这个初露头角的学生如此，则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杨先生和沈先生夫妇曾在颐和园住过一个时期，想来也不过是清晨或黄昏到后山谐趣园一带走走，看看湖里的金丝莲，或写出一张得意的字来，互相欣赏欣赏，其余时间各自在屋里读书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一九四七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字来帮助他。《益世报》登出了沈从文卖字的启事，买字的可定出规格，而将价款直接寄给诗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记起有这回事。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不断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栽去，只留一个稿芯，这样分量轻一点。稿子发表了，稿费寄来，他必为亲自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为出手的。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九四六年，郑振挥、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 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进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呈贡新街，后迁跑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他进城时，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

　　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准了好些配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者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桔子抱着回来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

　　《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着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

　　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偶然还写一点，笔下仍极活泼，如写纪念陈翔鹤文章，实写得极好)，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他写的关于展子虔游春图的文章，我以为是一篇重要文章，从人物服装颜色式样考订图画的年代和真伪，是别的鉴赏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关于书法的文，特别是对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见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通行，总要看看市招，到接画店看看字画。昆明市政府对面有一堵大照壁，写满了一壁字(内容已不记得，大概不外是总理遗训)，字有七八寸见方大，用二爨掺一点北魏造象题记笔意，白墙蓝字，是一位无名书家写的，写得实在好。我们每次经过，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书法家叫吴忠草，字写得极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宇，家家核画店都有他的刚刚被好的字。字写得很熟练，行书，只是用笔枯扁，结体少变化。沈先生还去看过他，说：“这位老先生写了一辈子!”意思颇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见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联上钱南园的四方大颜字，也还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后即喜欢搜集瓷器。有一个时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只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他一度专门搜集青花瓷。买到手，过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对陶瓷赏鉴极精，一眼就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给他看，他说：“元朝东西，民间窑!”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至于茧纸、高丽发笺，那是凡品了。(他搜集旧纸，但自己舍不得用来写字。晚年写字用糊窗户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

　　在昆明，搜集了一阵耿马漆盘。这种漆盘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其实这种竹胎的，涂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的花纹的圆盘是很美的。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杂物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

　　这种漆盒也都陆续送人了。客人来，坐一阵，临走时大都能带走一个漆盒。有一阵研究中国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各种颜色都有：宝蓝的、茶祸的、白色的，花纹也是各式各样。沈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中国丝绸图案》。有一阵研究刺绣。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镜盒、香袋。不知他是从哪里“寻摸”来的。这些绣品的计法真是多种多样。我只记得有一种绣法叫“打子”，是用一个一个丝线疙瘩缀出来的。他给我看一种绣品，叫“七色”，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了真叫人发晕。他搜集、研究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消遣，是从中发现、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时充满感情。我在他八十岁生日写给他的诗里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全是记实。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偶(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装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

　　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别捐给了几个博物馆、工艺美术院校和工艺美术工厂，连收条都不要一个。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他在《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租了色的游市长衫，夹着一棵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记得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线呢面)，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西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两角五分。三姐是会做菜，会做八宝糯米鸭 ，炖在一个大砂锅里，但不常做。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口来，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沈先生爱吃茨菇，说“这个好，比上豆‘格’高”。他在《自传》中说他很会炖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亚蓉家去，先来看看我(王亚蓉住在我们家马路对面，——他七十多了，血压高到二百多，还常为了一点研究资料上的小事到处跑)，我让他过一会来吃饭。他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问我的女儿：“精彩吧?”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

　　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他凡事不喜张扬，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反对“办生做寿”。

　　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有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葛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 ，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精图形的小小钩赛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沈从文的寂寞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沈从文先生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想必也是张先生的“专利读物”。信中所感所谈，极为真切，没有任何避忌。他又一次谈到了——寂寞，而且谈得非常深入周全。“无聊”是寂寞，“枯寂”是寂寞，“隔离”是寂寞。沈先生在早年《记胡也频》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那，“沉默”或许也该是一种寂寞吧?

　　就这封家书来看，沈先生当时正在寂寞中。其实，他早已在寂寞中了(这主要是由于个人的悟性)，他已经习惯了寂寞。惟其寂寞，时间才显出缓慢走向，人心才能细微独特地感受世上的一切光影人景。于是，他的意识如水，流动起来，“多多少少回复到廿九年前在小船上桐油灯下为你写信心情……这种枯寂对于一个用头脑生活的人说来，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甚至于可说是不可少的。”好吧，时光倒转。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沈从文只身返乡。他坐了条“桃源划子”，终日漂荡在沅水上。其时，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更不是权力那类东西——作者按)，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沈先生的“惆怅”、“软弱”和“受难”感，的确如艺术家的自我解剖，是因为“全然与人不同”、“看得太深太远”的缘故，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了“船后”，但同时也掺糅着来自完全相反无法抗拒的环境，来自某种顽固的思维定式，简单说，是由那些各条路途涌来的从单一主观理念出发者造成的“大气侯”。这位时时想起屈原的“乡下人”尝到了“孤独”的所有滋味，于是最终渐渐步入寂寞中去。正如沈先生的高足汪曾祺先生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具体写的，“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可是，这里写的寂寞似乎称“孤独”更为恰当，因为寂寞不仅仅是沈先生的痛苦或愤怒，它是后来最高的综合感受创造层次。汪先生点出，“寂寞不是坏事。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

　　沈先生最终因维护自己的艺术特性而丢掉了小说的创作。单一的看，这当然是他的悲剧，实际说，还是环境的悲剧，人的悲剧。惊人的是，他在寂寞中内心却始终没有片刻安宁，他的 “安静”完全是暴发(曾经是一度精神失常，几次自杀被救)后的压抑所致，但不久便恢复了，不再是四周包围他，而是他用心去包围四周，拥抱了宇宙。寂寞的生命使他很快就把精神转向了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将那份永在的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转换为另一种表现方法，这使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在“寂寞”之外，这封信还用了很多字谈到所谓作家的培养。应当怎样的培养呢?作家也是人，人有“共性”与“特性”。共性“容易理解，也易于运用”，特性“却不易用公式去衡量”。“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机器，简化他纳入范围容易，就其所长充分加以利用，却不容易。利用还得从理解作起!”这是一个自身状态良好的艺术家应得到的起码的客观精神条件。

　　对于沈从文，我们理解着吗?

　　记得，一九八八年二月八日下午我去拜望沈先生。那天，我听他谈了一些关于怎样学习写作的话，怎样看待人生的话。最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神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声音也提高了，激动地说：“我不相信任何悼词，不相信!悼词写不出人的历史，写不出我的生活!”我当时特别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说这话?看到下午的阳光无力地从窗外照进来，细碎地洒在他的身上，我有些难受，毕竟悼词是同死亡联系着的。三个月后，他真的就走了。

　　沈先生的散文遗作《抽象的抒情》，有这么几句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里的“我”，是大我，是把自已放在别人的身上来研究问题，是理解。而“人”，是人性，是人类，是天地万物的灵性。正是他在任何事情上做到了这一点，他才享有这样的自信和生命。对于他，我们今天缺乏的是熟悉，至于理解，我们大概要再等些日子。

　　那日子兴许还比较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