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的俗与雅(2)

　　二、结构的俗与雅

　　汪曾祺提出了“氛围即小说”的命题，他的小说作品不注重编辑情节，追求一种散文美的境界，这也是他不落前人窠臼之处。但是在有限的故事结构中还是难以掩盖其俗。如《受戒》和《大淖记事》那样为人物营造一个基本上超脱社会固有结构的特异生存与发展空间，他虽在美学层面极力替人物的潜在欲望、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等辩护，但这无法淡化不符合现实伦理规范的男女关系隐匿着的粗鄙感，无法消散人性深处潜伏着的乱伦冲动和窥视癖散发出的浓厚凡俗气。

　　结构的雅化表现在排斥情节小说的通俗性，而把小说写成散文那样“浪漫”，创造为一般读者所不大熟悉的散文体小说新品种。汪曾祺说“小说应该是散散漫漫的，不要过于严谨的结构。”他的小说不注重编辑情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追求散文美，他是新时期散文体小说的开创者。《异秉》写一些生意人的生活，卖薰烧的王二是一个片断，药店的生活又是一个片断。见多识广的张汉说古道今，说人生有命，命好者皆有“异秉”，这些片断并无连贯的故事情节，而像顺手写来的随笔，却于此随笔中传递出人生百味，但各自独立的断片，却浑然一体，因有意脉贯穿其中，结尾处常有点睛之笔。《鸡毛》的结尾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点明上文的生活片断，都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人品与人情世态;文嫂的人品与不幸，令人同情、尊重，而金昌焕的怪异与缺德，也不足为奇，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呢?

　　三、语言的俗与雅

　　在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精神，好像不需要用传统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或是行动、情节等多重手段，只要人物一开口说话，人物的精神立刻毫发毕现，无一遗漏。语言的功力在这里远远超越了其他性格刻画的手法。所以，汪曾祺的这种高超的语言表现力使他不必要再以故事情节或者人物性格吸引读者，只语言这一项，就足以使汪曾祺成为卓越的小说家。这种语言在汪曾祺的文本中并不少见，尤其当写作对象是民间底层的人物时，汪曾祺就更善于使用这种见精神的语言。他写旧北京扛包人的语言：

　　“能混饱了?”

　　“能! 那会儿吃得多! 早晨起来，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中午，一样。每天每晚半晌吃得少点。半斤饼，喝点稀的，喝一口酒。齐啦。 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喽：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 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少! ……

　　——《安乐居》

　　这样的语言之下，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和灵魂都在自我的语言中展现出来，语言本身即具有了“形象” 性，旧北京底层劳动者的神态性格乃至人品都在这样的语句中显现出来。

　　汪曾棋小说的语言雅化也是很明显的。他说：“ 语言具有有内容性”，“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 语言具有文化性” 。汪曾祺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甚至有着士大夫的气质与风范，他的小说语言规范典雅，有种书卷气，有几分雅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可以用“雅”、“洁”、 “缓”、“趣”几个字来概括。具体的来说，就是他的叙述语言浓淡适度，即在应该展开的地方浓重施墨，绘声绘色，在应该展开的地方淡淡着墨，轻笔点染。比如《羊舍一夕》中作者对于放羊的描写：“放羊娃到了坡上，把羊打开一放一个满天星——都均匀的撒开;或者凤凰单展翅——顺着山坡，斜斜的上去。《大淖记事》中，对于巧云和十一子的情感描绘：“巧云和十一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都可谓下笔颇浓。作者在这里多用富有表现力的单字动词和量词，并且大量使用含蓄而优美动人的比喻，来表达一种情感，绘制一幅图画，浓妆淡抹中含蓄地表现了作者的欢乐情绪。相比之下，作者在《岁寒三友》中对于王瘦吾年轻时的“潇洒”，陶虎臣走投无路时的“气氛”的描写就有些“轻描淡写”，作者将王瘦吾的“潇洒”描写为“春秋佳日、文酒雅集”，将陶虎臣所处气氛描写为“岁寒天暮，彤云酿雪”，读来使人觉得淡而不浅，韵味十足。正是这浓淡适度，韵味深长，恰当确切的语言，构成了“峻洁”的文体，从而造成了一种“散而不松，缓而不慢”的叙述风度，使作品有了深邃、从容、典雅的情调，从中传达出了更深的韵味。正是这“洁、散、缓、雅”的语言，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散文气质，并获得美文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