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擅长短篇小说，语言洗练，平淡，强调内敛的深厚，表面上似乎不够丰腴闳肆，但实是他的好处所在，中国文学特有的浮胀豪迈，与他无关。他特别倾心于喧嚣的时代主题之外古老乡镇普通人辛劳而认真的日常生活的平静的况味，发掘岁月所积的风物人情的恒久魔力，既贪恋于浓酽厚重的生活趣味和人性的骄傲，又感叹无法逃避的生命的悲凉。
《异秉》就是极好的一例。
《异秉》是汪曾祺1980年贡献于文坛的一篇力作，也是对1948年旧稿的改写，凝聚了三十多年创作空白期所积蓄的生命体验，充分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他对中国民间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崇高敬意，对小人物某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揶揄，绝对避免新文艺腔的一丝不苟的白描，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这以后的《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顺流而下，将《异秉》的境界加以扩充、深化，故《异秉》也是复出后的汪曾祺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新的起点。
《异秉》“重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正是“新时期文学”百花争艳的季节，也是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配合的蜜月期。许多重操旧业的中老年作家都主动以自己的创作配合时代主题，比如政治反思、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等，有的甚至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改革(如农村正在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所有这一切在《异秉》中都看不到。诡异的汪曾祺有意将小说的时代背景隐藏起来，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谓“朝代年纪”的细节都被他细心地省略掉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意的安排?这只能归结到汪曾祺这个似乎不讲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对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看透与规避。没有这种看透与规避就没有汪曾祺，也没有《异秉》这样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在整体上摆脱政治的捆绑而回归文学自身的航道要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他的丝毫不事张扬的先知先觉和大彻大悟，不能不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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