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特点(2)

　　一、 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

　　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