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汪曾祺阅读答案(2)

　　汪曾祺是个怎样的【人结合《胡同文化》《葡萄月令》《受戒》】

　　公元1036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我觉得连“之一”二字都不必加)出生在四川。40岁时，他写下了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一直觉得如果在所有的诗词中只能选一篇的话，则必属此篇无疑。这首词的意境，正如朱熹说的那样：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东坡好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东坡重情。发妻故去十年后还经常想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东坡是那种心地太纯净的文人，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的官场中生存。所以他被一贬再贬，官越当越小，越走越偏远，他却始终怀着一颗平静而喜乐的心：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对于人生的风雨，他早已从早年的“莫怕穿林打叶声”的无畏修练成“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化境。

　　东坡是适合当邻居的那种人。大雪夜，突然造访：“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则“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又过了800多年，我看得上的第二个男人出生了。他是广东人，字季新，号精卫。要论文才，汪先生可能要比东坡差那么一点。虽然他考中过秀才，留学过日本，可谓学贯中西。他至今仍被人记起的文字大概只有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了，虽然孙文的总理遗训也常被人提起，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汪先生执笔写就的，孙文未易一字。今天夏天，在北京什刹海旁的宋庆龄故居，终于看到了汪先生的墨宝，我静静地伫立了良久，心中满是心酸和感慨。

　　有人说汪先生不喝酒，这恐怕是误解。其实汪先生也喝酒，不过一来身体不好，医生不让他多喝;二来媳妇管得也严;三来以先生的勇气和毅力，戒酒或限酒想来轻而易举。

　　汪先生也重情，当年冒着必死的决心刺杀载沣(宋庆龄的故居即是载沣的花园)而做了楚囚，粉丝陈璧君不知花了多少银子，给汪先生送去10个鸡蛋，夹带了一封情书，大意是虽然我们今生无缘成婚，我们在心里成婚好吗?永远都是对方的爱人。汪先生当即咬破中指，在情书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诺”字。这一个“诺”字，胜过1千零1朵玫瑰，至今仍看得到淡淡的殷红。

　　其实戏称陈璧君为“粉丝”是不太尊敬的，应该恭敬地叫一声“陈先生”。诗人裴多斐不是说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诗人眼中，生命、爱情、自由，乃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三种东西。富家女陈璧君先生，为了爱情，离开了家;为了爱人的信仰，可以不要生命，甚至可以狠下心来让爱人去献出生命;为了爱人的名誉，为了一生的信仰，她舍弃了后半生的自由。此人堪称女人中的丈夫。21世纪的中国，还有“爱情”这东西吗?有的只是交易，女孩的青春和美貌，才华和学历，可以换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大的房，多好的车，多少的存款。。。。。。陈先生这样的奇女子和她的爱情传奇，就像长河东流去，一去永不回。

　　扯远了，拉回来。

　　我一生中也没见过勇敢和高尚到汪先生这样的人。年纪轻轻就是同盟会主要领导的他，为了同盟会的名誉，为了所谓的革命，竟能下决心去刺杀摄政王，准备藏在阴沟下引爆炸药与载沣同归于尽。已经是国家第二号人物的他，竟然可以为了沦陷区百姓的利益，情愿承受汉奸的骂名。可怜的汪先生，连一把骨灰也没有留下。但在我的心中，永远记得他的那张脸：英俊的、刚毅的面庞，充满热情的、忧郁的眼。

　　再到南京，再去梅花山，我要带上一瓶酒，一半自己喝，一半洒在山上，静静地和这个男人呆一下午。

　　上个月去看了汪曾祺的墓。没有鲜花，没有祭品，我用手帮汪老扫了一下墓碑，临别时，紧紧地拥抱了墓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墓石温暖而坚实，仿佛是汪老温暖的怀抱。

　　当年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是汪先生的老师，汪先生代同学写了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看后连声称好，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我手边有这篇文章，抄两段：

　　下午六点钟，有些人心里是黄昏，有些人眼前是夕阳。金霞，紫霭，珠灰色淹没远山近水，夜当真来了，夜是黑的。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日子，每个人都年轻，充满生命力量，境遇又多优裕，所以他们做的事几乎全是从前此后人所不能做的，从政府机构、社会秩序，直到磁盘、漆盒，莫不表现其难能的健康美丽。当然最足以记录豪华的是诗——晚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几个人像——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出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晚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着各种幻想。

　　汪先生一生与酒结缘，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中午到小饭馆，喝二两。再打二两，晚上喝。我最喜欢他的《安乐居》，里面满是酒香和市井气息。

　　汪先生写诗，写散文，写戏剧，写小说。此外，喝酒，写字，画画，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话说得挺狠的。汪先生没了，这个阶层也不存在了。

　　我看得上的三个男人，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