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 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 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⑼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 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⑽，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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