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二人并称，但苏、辛二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思想，而这两点自然又离不开二人不同的艺术手法作为载体。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一，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苏轼的词一向是以豪放著称，而文坛又习惯把他和李白相联系起来，不仅是因为他和李白一样的旷达乐观，也因为他们的诗词中随处可见的丰富神奇的想象和神奇的夸张。这一艺术表现手法，使得苏轼的词作更显达观和超脱。
第二，在语言上，苏轼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句人词，有时也运用民间口语，扩大了词的表现空间。在辛弃疾的创作中，也有着自己明确的创作主张。首先，他既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情言志的工具，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的情感，又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形式表现于词中，这正是典型的"以文为词"。对于这位词人来说，凡是可以写进其他文学样式中的内容，也都能够将其写进词里。其次，辛弃疾创造性地"以文为词"还表现在他时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因而辛词的语言更加精炼。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比苏轼更进一步地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如《卜算子・漫兴》："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
第三，苏轼词中虽然也有用典的例子，但词到了辛弃疾，才开始运用大量的典故，以托古喻今。用典虽有"掉书袋"之嫌，却增强了词的表现力。有一种历史的厚度。如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有六处用典：第一是"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第二是"人道寄奴曾住";第三是"元嘉草草"：第四是"封狼居胥";第五是"佛狸祠下";第六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些典故以古论今，蕴含丰富，贴切巧妙，没有一点儿斧凿的痕迹，而且将词人对南宋朝廷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慨，反复渲染，反复咏叹，余味悠长，令人动容，感人弥深。
综上所述，苏轼、辛弃疾虽同属豪放派词人，但苏轼以诗为词，词中多体现出一种壮志难酬之后的.开阔胸襟，在豪放中蕴有清旷之意，较偏于洒脱疏朗，旷达雄放;而辛弃疾以文为词，词中多是抒发词人无从报国的不已壮志，则在豪情之外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繁盛和辉煌的豪放词派。这两种豪放词风的不同体现正是词人不同人生经历和人生态度的写照。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苏轼着一身白衣，举一杯清酒，酣畅狂饮;而辛弃疾则身着战袍，手执铜板琵琶，悲歌嗟叹。
3、艺术风格不同
在风格上，苏轼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三、形成苏词与辛词不同的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二人风格相异的深层原因：
1、文学艺术的不断新变和发展
词从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婉约词到豪放词再到英雄词的大致发展历程。词是随着燕乐的传入由诗体嬗变演化而来，产生于隋唐之际，在晚唐五代迅速发展成熟，并开始形成浓艳柔媚的传统。
北宋初期的词，仍受唐五代词影响，上承南唐遗绪，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南唐冯延巳词作为"娱宾遣兴"之用，词风典雅雍容，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口味。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宋初文人词多是一些宴饮歌乐之余"聊陈薄技，用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题序)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习惯于选择近乎诗体的词调来填词，多写即景抒情的短调小令。
真正突破"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藩篱的是苏轼。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开了一代豪放词风。 词到南宋，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革新精神，坚决的抗战决心、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豪迈的英雄气概，确立了辛词的基调，恢宏的气势以及议论风生的散文化笔法使辛词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推倒一个新高峰。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汇成了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一直贯穿整个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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