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彰显人文：选择的价值导向
(一)基于选文定角度
“非指示性”阅读教学主要呈现的是生成性目标的取向。由于“非指示性”阅读教学的课时多、耗时长，教师不可能将每篇课文的各个环节上足、上满。应根据选文类型的不同、教学目标取向的不同而定。即对于诸如《再别康桥》这样语言优美、意蕴深厚的“定篇”类选文，教师可以按照“非指示性”阅读教学的“二不”常式流程上。如学生在确定学习主题的过程中：“首先把作品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值得学习的主题都列出来，内容如(真挚的)情感、(深刻的)主题等，形式如(优美的)语言、(巧妙的)构思等。”;而承载着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例文”类选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则由教师来明确设定和直接传授，但是仍然要坚持“非指示性”阅读教学的理念中师生平等、真诚对话、自主成长的核心原则。新月派则始终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再别康桥》完美的诠释了新月诗派的美学观点，因此，对于本诗的鉴赏角度，“三美”理论与“非指示性”可以互相参照，融为一体，各补所短。
(二)基于动态去指示
“非指示性教学”在关注学生的自发体验的同时要加强教师对课堂教学的介入，即教师要适时处理好“有为”和“无为”的关系，基于动态去指示。“无为”就是尽量的少为，以至不为而达成目标。然而追求少为、无为必先始于有为，有为是追求无为的过程。“不指示教学目标”、“不指示问题答案”，强调了教学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动态产生，强调了学生的体验性和理解的多元性。王荣生先生认为：“‘教学目标’从操作上讲，关键倒不在于由谁提出，甚至也不在于怎样提出，关键是要合适，要具有较高的语文教学价值。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取决于老师在现场作怎样的判断。这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的确要关注语文教学非预设的一面，但整体方向，应该是努力扩大预设的范围”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无为和有为的智慧，课堂上，教师可以是一个用星火来燎原的火把，可以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向导，但绝不是庖丁解牛的操作者。无为并不是放任自流，不是事事无为、时时无为，而是要抓重点、抓主要矛盾，于大处、要处显其为，该有为时则有为，该无为时则无为，教师在课上该启发时就启发，该纠正时就纠正。
(三)基于素养来反思
如果说从“三美”理论角度进行文本解读有益于学生系统地学习《再别康桥》作为新格律诗的经典性，即其音节的抑扬顿挫，声调的回环反复，格式的整合对称，词藻的柔美精炼，获得语文素质的提升，那么，“非指示性”教学不仅仅是语文素质的培养，还涉及心理品质的完善。面对我国中学生语言表达薄弱、词汇贫乏、积累不够的现状，“非指示性”教学的背后，隐藏着每一个学生语言能力的自我提升，从初读体验的有话想说、确定主题的整合语言、研读欣赏的言语训练到反省结语时的斟酌取舍，形成了从感性到思维到语言到素养的提升。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课才是语文课，究竟什么样的解读角度才是最好的解读角度，首先，必须要有扎实的语言学习，在《再别康桥》中，无论哪一种角度，都要求学生分析品味“轻轻的”、“悄悄的”、“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等语言以及诗中的众多值得玩味的意象;其次，要学到“运用语言的本领”，不论是“三美”理论的创作技巧还是从初读体验到最后总结的自主流程，都应该让学生学习掌握文章技法，通过创作环节来学习运用语言，不能“集中于文本内容和精神层面，却始终徘徊于文本语言之外。”“语文教育，首先要把学生教育成有语文特质的人”;最后，聚焦文本解读的语言表达形式，品味格律诗中完美浑融的艺术表现形式，了解徐志摩的诗美主张与单纯信仰，体会他在感情潮起潮落中所表现出的爱、自由和美。
文本解读角度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一个由选文、学情、价值取向交互影响着的多元机制。在《再别康桥》“三美”理论与“非指示性”两种课例的对比关照下，基于二者各自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环节以及侧重点，需要凸显出二者从不同解读角度所呈现出的优势与特点。“彰显人文是‘非知识性’阅读教学在内容选择上的根本价值导向”[6]。因此应力求将文学理论融合到张扬学生的自我需求、唤醒真我的教学过程、实现自我的教学目标中，让学生立足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学到“运用语言的本领”，并聚焦于文本艺术性的表达，把学生教育成真正“有语文特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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