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杏邨曾评论徐志摩说：“我们的徐志摩是中国资产阶级(外国的资产阶级代言者的思想没有这样的贫弱可怜)的进步分子的代言者，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但徐志摩还有着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精神，所以他也曾向往过十月革命，他认为俄国革命“却为人类立下一个勇敢伟大的尝试的榜样。”正如《落叶》中写到：“为要达到那理想的境界，他们就不顾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到已经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试的路子。”
茅盾曾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他所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的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他并不像Brand那样至死不怀疑于自己的理想。”徐志摩就是如此!他经常动摇，比如他在1925年的访苏途中，便对“十月革命”产生了怀疑，正像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中写到：“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件事实”他在日记中也有写过：“大前年从欧洲回来时侯曾十分‘忧愁’过。”这一时期诗人的理想开始走向破没，充满了悲伤忧郁的情调。然而“济南惨案”发生后，他感到“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并认为这些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昏晕老朽所致。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到：“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冲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
在《猛虎集》序中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感情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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