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文及翻译(3)

　　“宠辱偕忘”：受宠或受辱都毫不计较。常指一种通达的超绝尘世的态度。

　　字词讲解

　　一词多义

　　夫：

　　1)予观夫巴陵胜状 那

　　2)夫环而攻之 发语词，不译

　　3)未几，夫鼾声起 丈夫

　　观：

　　1)予观夫巴陵胜状 看

　　2)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雄伟景象

　　极：

　　1)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尽

　　2)浮光跃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穷尽

　　3)感极而悲者矣 十分

　　去：

　　1)去国怀乡 离开

　　2)西蜀之去南海 距离

　　3)委而去之 逃离，逃亡

　　或：

　　1.而或长烟一空 有时

　　2。或异二者之为　或许

　　空：

　　1。浊浪排空 天空

　　2. 长烟一空 消散

　　通：

　　1.政通人和　顺利

　　2 ，北通巫峡 通向

　　词类活用

　　1.百废具兴(动词作名词，荒废了的事业)

　　2.先天下之忧而忧(名词作状语，在……之前)

　　3.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词作状语，在……之后)

　　4.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名词作动词，作郡的长官)

　　5.忧谗畏讥(名词作动词，说别人坏话)

　　6.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形容词作名词，贤明之人)

　　7.锦鳞游泳(用锦鳞代指鱼群)

　　古今异义

　　1.气象万千(古义：事态; 今义：天气变化)

　　2.微斯人( 古义：如果没有;今义：微小)

　　3.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古：景象;今：看)

　　4.横无际涯(古：广远;今：与“竖”相对)

　　5.浊浪排空(古：冲向天空;今：全部去除掉)

　　6.予观夫巴陵胜状(古：指示代词，表远指，相当于“那”;今：丈夫，夫人)

　　7.前人之述备矣(古：详尽 今：准备)

　　8.增其旧制(古：规模 今：制度)

　　中心思想

　　通过迁客骚人登楼时或喜或悲的览物之情的分析议论，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并以此勉励友人，警策自己。

　　主题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一提起岳阳楼，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千古名臣范仲淹，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想到其中表明范仲淹宽阔胸襟的句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会赞颂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生活态度。可以说，人们把太多的目光和关注给了范仲淹，而很少会有人想到功不可没的滕子京。 既是自勉，又是与友人共勉。

　　后世影响

　　影响力洞穿史册，成为延绵千年的治国理念之一，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成为后代无数治国理政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后世有“居官警语”云：“善为治者，贵运轶民之隐，达民之情。”“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上下之交”而不“隔阂”，其核心就是个“通”字，揭示了“政通人和”的关键所在。

　　文章理解

　　1.本文的立意和构思有什么特点?

　　据史料记载，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特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但《岳阳楼记》却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篇看似闲笔漫叙，实际上却大有深意。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榜(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即公元1015年)进士，两人交谊颇厚。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他到岳州后，“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岳阳楼将落成，他却回答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可见他的情绪极为低落。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2.怎样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