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代两岸散文之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能达此境界者，鲜矣;而余光中的散文处女作，正是通往这一境界的拓荒者。
这便使人想起今日大陆某些青年散文家们，一上手便是纯感性的路子，变成一种新的风花雪月，而忽略了知性和结构，总是走不出朱自清的“踪迹”、徐志摩的“康桥”，然而，发表了几十篇后，翻来覆去便难以为继了。大陆许多散文家的散文，总是单纯的抒情，没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自觉的哲学追求，很难找到林清玄和董桥这样的雄厚实力，而余光中一上手便站在一个崭新的制高点上。如果缺乏深厚的国文功底，缺乏精通一国或数国外语的借鉴，缺乏知性作脊梁的感性，尽管开笔可能惊人，但到了某一层次，没有知性的推力，更是难得上攀一分之微。
余光中的散文观，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所倡导的“美文”，当时的余光中反倒比大陆之后的《美文》派们更为清醒：
现代主义在美与真之间，宁取后者。现代的大作家，无论是艾略特或奥登，汉明威或福克纳，皆宁可把令人不悦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捏造一些粉饰的美，做作的雅，伪装的天真。
在余光中第二本散文集《掌上雨》中，作者依然坚持：“现代作家们有勇气面对残缺与丑恶，他们相信真实的丑比虚伪的美要耐看的多。”
我总觉得，余光中的价值，大概不仅仅得从文学范畴去寻找其意义，还应更放开眼界。如果说，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哲学与思想界的意义在于：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寂寞、凄凉和横逆的经历;而余光中则是创造性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并在寂寞、凄凉和横逆中把文学的本体全面推向新的高度的拓荒人。 散文，自然是他自觉表现的一部分。
夏志清先生认为，余氏的散文比其诗好。我也认为余氏的诗，不如洛夫，而他的散文，在台湾已享有第一支笔的美誉。
当初《左手的缪思》，乃歪打正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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