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品散文集(2)

　　余秋雨作品散文集2

　　收藏昨天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拓展阅读】

　　散文，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文体。从广义来说，它包含有小说、戏剧、历史、哲学、传记等一切无韵的文体样式;从狭义来说，它是与诗词、歌赋等韵文相对的一种特殊文学体裁。从先秦两汉的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到唐宋韩愈、柳宗元的古文，都属于这一文体范畴。而在这其中，在那个漫长的一直以诗文为正宗的古代社会中，“散文”长期以来被赋予了作训垂范、载道明理的教化作用，成为统治者经天纬地事业中的有用工具。

　　真正使我国传统的散文观念出现根本性转折的是在“五四”时期。1925年，鲁迅先生翻译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厨氏在书中对Eassy(随笔)的论述，成了当时作家和评论家所信奉的散文创作准则。

　　然而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他竟然又以闲适散淡的趣意营造着自己的作品，似乎将“散文”摒弃于启蒙主义的功利文学观念之外。《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乃至《阿长与山海经》、《五倡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等，均写得挥洒自如。

　　与鲁迅先生散文观念极为类似的是周作人。他于1921年6月8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美文》一文，几乎成为“五四”作家谈论现代散文的艺术标尺。他认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论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为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有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和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由此出发，他将中国美文的传统追溯到晚明小品，从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中寻找现代散文的理论资源。同时，他又眼光向外，认为英式随笔应该成为国人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等作品，文笔舒徐自如、信笔直书，是自己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在周氏兄弟文学主张的影响下，实现了一次对传统散文观念的根本性裂变与转型。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在1928年所写《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一文中这样认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土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1936年5月出版的朱自清散文集《背景》中，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成为人们评价“五四”时期散文繁盛状况的经典性论断。

　　不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社会安康、风花雪月的和平年代，而是一个充满着挣扎与战争，徘徊于生与死之间的风沙扑面的动荡时期。在一段时间的新鲜与探索之后，许多作家纷纷寻找战斗的艺术，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和投枪，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是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因而，尽管当1924年语丝社力图倡导“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战斗特色时，并没有能形成文坛步调一致的行动口号。但到1934年4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时，则几乎受到了当时文坛众口一词的批判与嘲讽。林语堂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治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这段“宣言”在内容上与1925年鲁迅翻译与倡导的厨氏的散文观并无二致，然而，它们在散文作家心目中的分量已经截然不同。

　　启蒙与救亡，是20世纪大半个阶段横亘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义的中国人，都不可能赞同弃启蒙与救亡而不顾，只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散文观念新思潮。时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作家的最终选择。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朱光潜、沈从文、何其芳、陆蠡、丽尼、缪崇群、李广田、柯灵、芦焚等一大批散文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同文学追求，诸如或固守、或转型、或改行等等，都映现出了在民族命运危亡关头对散文文学观念的矫正与定型。闲适已离人们远去，读者需要的是血与火的艺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散文创作中，其主要创作倾向仍然是为政治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且看其间公认的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三大家”，他们的散文观已不复“五四”时的闲适、优雅与有趣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呈现为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一方面，许多作家继续关注现实、讴歌时代，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精神内涵。你看巴金，他在“文革”后写下了五集共150篇的《随想录》，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劫难以及在“文革”后的自省。他在《随想录》的“总序”中说：“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都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这里“随时随地”的感想，其实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随意回忆或者对往事的简单追忆，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如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丁玲的《“牛棚”小品》、杜宣的《狱中生态》、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等等，都以其深重的政治历史内容与真切感人的艺术方式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成为新时期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同时另一方面，随着长期极左路线所造成伤害的渐渐平复，随着日益宽松的文化气氛的渐渐形成，许多散文作家似乎又重新接续上了“五四”时“美文”的创作传统，以冲淡而平和的笔触写出自己不同的心境。例如汪曾祺在《葡萄月令》、《故乡的食物》、《午门》等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冲淡风格与士大夫情趣，贾平凹在《静虚村记》、《一棵小桃树》、《冬花》、《静》、《落叶》等作品中追求的空灵、浑朴和秀美，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作家的影响。又如那位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散文集引起文坛关注的张中行，其散文观念几乎与“五四”美文别无二致。

　　新时期散文在多元共生中滋生着、繁荣着，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肯定与充分赞誉。既有着如巴金《随想录》那样充满现实战斗精神的饱满力作，又有着如张中行这般亲切有味、舒徐自在的美文经典，新时期散文似乎到了一个成熟与收获的季节。

　　而在此时，余秋雨散文的出现，《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狂销，则又将人们带入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

　　相对于自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日益强化的为现实服务的现当代散文，余秋雨突出的是传统，强调的是在传统中寻找与现实的共通点;相对于现当代散文中热切的为政治服务的热情，余秋雨探讨的是文化，着意在文化中搜寻影响政治的因素。而同时，有着数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读者，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那种咀嚼身边小小悲欢的“美文”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与强烈反响。他们竭力想摒弃过于急功近利的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但是他们却愿意透过一段距离，通过一个中介，在“传统”与“文化”中思考祖国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他们不愿意接受扳起面孔的文化教训形式，但是他们却愿意与作者一起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共同探索与沉思祖国的传统与文化的命运，乃至在新形势下的转型与生机。你看他在创作《山居笔记》时的心态：

　　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社会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

　　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性。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侠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

　　整整两年，天天精神恍惚，如痴如呆，彻底沉陷在一个个如此重大的话题中。几乎断绝社会交往，连写作过程中的考察也蹑手蹑脚，不事声张。(1)

　　余秋雨带给人们一种新的阅读经历，一种新的关注政治与现实的途径。人们愿意，甚至毫不勉强地与作者一起思索祖国、民族、政治、传统和现实等一系列宏大的社会与文化命题。

　　这，应该是余秋雨对现当代散文创作的一次重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