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性大批判”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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