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的窗下》原文赏读(3)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

　　葡萄牙人把自己当做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

　　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欺侮中国的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经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自己的国势也已经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葡萄牙图书馆翻阅的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好像，我来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