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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