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致的生态”。
这也是余先生所赞许的。张爱玲的生态的确精致不凡：高级的化妆品、名贵的时装、考究的食物、气派的洋楼、优雅的举止，还拍摄了数不清的美人照，如此“精致的生态”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径庭，同艰苦卓绝的抗日军民相比，更有云泥之隔。张爱玲出身豪门，家财万贯，又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自然稿费多多，财源茂盛，这是她能够在平民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维持“精致生态”的物质基础。在胡兰成与她断绝关系之时，张爱玲还一往情深地给胡寄去30万金元券。当时的30万金元券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学教师83年的工资!张爱玲的阔绰和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她的财富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抗日救国，也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扶危济困。只有对自己、对汉奸的关爱，而没有对祖国、对民众的关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致的生态”?试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岁月里，倘若中国人都不去抗击日寇，不去保家卫国，而都在那个不带“火焦气”的角落里追求张爱玲式的“精致的生态”，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特定环境里，张爱玲的这种“精致的生态”是不是太可耻了?!
关于“敏感的灵魂”。
这是余先生用来描绘和评价张爱玲的另一个词汇。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敏感细腻的，但她所敏感的决不是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不仅不敏感，反而迟钝得无以复加，简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么张爱玲对什么敏感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除开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张爱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运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也有一颗敏感的灵魂，对情感的敏感、对命运的敏感、对人与社会的敏感，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和日记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郁达夫曾封闭于“小我”的圈子、沉湎于情感的泥潭而几乎不能自拔，男欢女爱、悲情愁绪一直充斥和纷扰着他的生活。然而，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国抗战，郁达夫陡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情感的纠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为一名奋起捍卫祖国母亲的仁人志士，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尊严、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无上的主题。张、郁相较，对比何其鲜明，反差何等强烈!余先生奢谈什么张爱玲“风韵永存”，请问那是一种什么“风韵”，它凭什么永存?
余先生说：“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并不了解却又敢于断定，显然不合乎逻辑。一个对祖国、对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对家乡上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错，张爱玲生长于上海，成名于上海，她的小说文情并茂，细腻精巧，在语言表达和写作技法上确有过人之处，但仅凭此就能把张爱玲视为上海的骄傲吗?如果揭穿其“画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于上海人面前，那么上海人还能以这种人为骄傲吗?如果余先生自己愿意“抬起头来，迎送她”，那是个人的权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头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时过境迁，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么斤斤计较了。”笔者以为，这个道理讲不通。如果大家把这个人忘记倒也罢了，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海内外读者对此人敬若神明，迷恋至深，已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张迷”的群落。在这些人的眼中，张爱玲是一好百好，俨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文学的化身，而其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态度可以忽略不计，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个对祖国如此冷漠的人物，竟会赢得如此之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既令人迷惑，又发人深思。
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以这个观点衡量，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文学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不爱国，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国，是最大的罪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要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至高无上的责任。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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