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郑夫人自以为比他看上去还要年轻,时常得意地向人说:“我真怕跟他一块儿出去──人家瞧着我比他小得多,都拿我当他的姨太太!”俊俏的郑夫人领着俊俏的女儿们在喜庆集会里总是最出风头的一群。虽然不懂英文,郑夫人也会遥遥地隔着一间偌大的礼堂向那边叫喊:“你们过来,兰西!露西!莎丽!宝丽!”在家里她们变成了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四毛头。底下还有三个是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一个下堂妾所生。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然而玩笑归玩笑,发起脾气来他也是翻脸不认人的。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总是仰着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嗑着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
难怪郑夫人灰心,她初嫁过来,家里还富裕些的时候,她也曾积下一点私房,可是郑家的财政系统是最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不知怎么一卷就把她那点积蓄给卷得荡然无存。郑夫人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要继续的积,家事虽然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点钱就给了她无穷的烦恼,因为她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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