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第十二章《流言》(2)

　　无需详尽的描述，仅以三言两语的勾画，我们也可知道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兴旺和名家的众多。尽管如此，张爱玲以她薄薄的一册《流言》，仍然能于众多的名家之中独树一帜，卓然而立。

　　张爱玲的散文在沦陷区的文坛上一出现，立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许最初使人称奇的，是文中焕发的才气(最早同读者见面的是《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等篇)。其时的风气，大致可以从《古今》、《天地》见其端绪。《天地》上的一些文章与生活较为贴近，亦较多感情色彩，但许多作者述身边琐事而缺少见识才气，常给人单薄琐碎的感觉。《天地》因为由苏青主持，颇多女性色彩，所登文章多拾掇身边琐事，没有《古今》的书卷气，而生活气息较浓。真正左右文坛风气的当然还是《古今》，围绕在《古今》周围的作者显然遥奉周作人为旗帜。如前所述，该杂志的编辑都是林语堂的旧部，而林语堂标榜“闲适”、“性灵”，也供奉过周作人这尊菩萨，只是他麾下的杂志另有他带来的一些洋派的才子气绅士气，《古今》则更有国粹色彩，更追随周作人的路向。

　　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些作者拾摭来周作人文章最容易被人效仿又最不易模仿的两个特征，一是抄书，一是所谓“冲淡”。于是杂志上见到的尽是些抄书连缀成的长文，或是做出“冲淡”模样的“性灵”文章;文抄公以学养掩饰其才情的不足，号“冲淡”者适见其性情的索然寡味。灰扑扑的陈言、无话找话的做作、不死不活的书卷气、假古董、小摆设，构成一个没有生命跃动的苍白世界。时风所趋，连苏青这样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偶或也被其诱惑，要让自己的文章染上点古气，而一些文思枯窘、搜肠刮肚的末流作手也都“冲淡”起来。

　　张爱玲自出手眼，自铸新词，她的文章在一派雍容揖让的沉沉暮气中吹进的是一股清风。所谓“冲淡”，大略也就是含蓄，含蓄的一大要义，便是不露才，不露才往往成为掩饰无才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张爱玲偏是逞才使气，并不收敛锋芒，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

　　另一显才气的是她的炼字炼句。《流言》的读者谁也不会放过文中处处散落的警句，《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中说：“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地想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她则自出机杼，陈言务去，本其聪慧，酿造出地道的张爱玲式的警句。凡此皆与流行的文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时尚丝毫影响不到她，她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带来了一支笔。若说她与当时的散文有何对话关系，那就是她有些短文对时下文风微露调侃之意。《话说胡萝卜》写道：

　　有一天，我们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总是把胡萝卜对切一半，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话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数。而且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这篇短文同另一篇《雨伞下》一样，都是谑而不虐的游戏文章，是对那种看似大有深意，其实并无深意的“冲淡”文章的戏拟。

　　张爱玲的散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她的文体深受英国散文的影响，这一点在《天才梦》中已见端倪。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导言的两位作者周作人、郁达夫都是现代散文的建设者和最好的见证人。论及现代散文的发展，周作人强调“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所谓“复兴”指的是古来言志派文学，尤其是明末公安派小品文的复兴;郁达夫则特别看重英国小品文字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虽然二人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承认新散文的发达实有外援内应两个因素。周作人开初提倡美文，心中的范本即是英国人的散文;郁达夫认为英国散文所以能在中国有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总之，从源流上看，晚明小品和英国散文可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不祧之祖。有些作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间接的、广义上的，即通过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介绍评论以及示范，体认到散文不衫不履，叙事、抒情、议论无所不可的性质。有些作家则与之有更为直接的承传关系，从文风、格调都可见其渊源所自。像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之于明末的散文，朱湘、梁遇春、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之于英国小品。

　　张爱玲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在圣玛丽亚女校，尤其是在香港大学，所读英文范文中当不乏英国散文名家的作品，她练笔的那段时间，又正是林语堂提倡幽默，鼓吹西洋杂志文不遗余力的时候，受英国小品文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写小说从中国章回说部中得到很多教益，写散文则似乎古代的作家并没有给她提供范本，相反，她提到过的几位英国作家中，萧伯纳、赫胥黎、毛姆，同时也都是小品文的高手。她在港大三年写信坚持用英文，回到上海后最初也是用英文从事写作，这无疑也影响到她的文体。郑树森教授指出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作品“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文风”郑树森：《张爱玲与〈二十世纪〉》，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42页。，事实上她转而用中文写作之后，虽然中文流利之极，绝无翻译腔，但文章的情调以及结构章法，仍然带有英国小品的风致。且不说先有英文本的《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等篇，像《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等文也是如此。这也是张爱玲的散文在沦陷区文坛上一出现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一个原因，因为林语堂走后，这一路的散文音沉响绝，少有高手之作，充斥杂志的都是暮气沉沉、缺少活气的考据、抄书之类了。　　郁达夫将古人的笔记与英国人的小品相比较，指出前者少一点“在英国散文里极是普遍的幽默味”，轻松随便、诙谐风趣，也确是英国散文的一般特点。幽默从机智来，机智最易见于议论，译作小品的那个字眼在英文中本就有论说之意，虽说是“非正式的”(informal)、“随意的”(familiar)，也还是围绕着某个话题的“论”。梁遇春、梁实秋、钱钟书的散文皆长于议论，《流言》中的许多文章也以议论为主，叙事、抒情倒在其次，所以张爱玲最初的散文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作者的机智，即使那些“记”文中也可见到大量狡黠灵慧的俏皮话，而文章的起承转合往往是靠这些轻灵的议论推动的。

　　英国文人的幽默自然是英国式的幽默，轻松随便中也还透着几分矜持，矜持意味着保持距离。即如以《伊利亚随笔》垂名于世的兰姆，虽然属于亲切和感情自然流露的作家之列，多愁善感，家中又迭遭惨剧，可是文中的“伊利亚”仍是从容风趣的，他头脑中具有创作能力的那一面不去面对心灵中最大的隐痛。张爱玲称“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在《到底是上海人》、《童言无忌》里颇将读者恭维了一番，而在散文中亦常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娓娓道来。然而她与读者的关系却是亲而不昵，用她自己的话说：“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这里面也就有她的距离感。一方面，她毫不忸怩做作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她的这种流露绝非“交心”式的和盘托出。她对自己的经历和情感的描述往往经过了过滤，像她几篇自传性散文写到她青少年时代的悲欢：“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可是这里面时间、空间上的距离对于她是重要的，着迹着相的记叙都在事情已经进入了记忆之后，这时她已经有余裕在重新体验当时的情感的同时跳出局外来观察分析自己。《私语》中记她在父亲家中的遭际，对于她可谓刻骨铭心，但是在叙述中，她已经可以带着几分超脱来调侃自己简单可笑的判断，称自己“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在这种自嘲性的语气中，事情自然减少了几分严重性。她写《天才梦》应该是自信心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甚至在那时她也已经能够幽自己一默，我们该记起她说到她的“天才”时那种揶揄的口吻。

　　二三十年代是新文学的涕泪交零的时期，散文也来得特别情感洋溢。还在它的草创时期，散文的功用似乎已经更多地定格在写景抒情上，周作人20年代初即对此现象提出批评，说时下的散文“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郁达夫以文学为自传，将散文作倾吐内心积郁的工具，引来无数文学青年的效仿，将原原本本、不加处理地向读者坦露个人的情感认作散文的第一要义，更造成了一种浪漫感伤的风气。与之相比，张爱玲的散文显然理智的成分更多，她之流露个人情感也是以理节情的。这里面的距离感与她的性情有关，与她对感情泛滥的新文艺腔的厌恶有关，同时，英国散文对她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