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反动派。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反动派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
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 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反动派封锁了，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反动派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撰《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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