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应受道德原则制约
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本是古代儒家的一篇文献，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最重视其中的“格物”。他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而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所以，朱熹一生中任官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所到任之处，必兴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但南宋初已经废坏，朱熹在五十岁时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他在庐山上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他亲自立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一方面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这是中国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规不仅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影响很大，至今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仍可以看到其影响。朱熹在六十五岁出知潭州时，还曾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亲自到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惩忿窒欲”出于周易损卦，“迁善改过”出于周易益卦，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最早把这两句连在一起。“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于汉儒董仲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这可以说是朱子强调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理，指导我们“如何要求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做事处世”。
朱熹论道德的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德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微，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是指个体的感性欲望，与生俱来，不可能不产生，也不可能消除;但如果“无所主宰，流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正确的。朱熹和理学还提出理和欲亦即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与道心相对的人心是指人的自然欲望，而与天理相对待的人欲是指人心中那些违背公共原则的私欲。天理则含有普遍原则的意义。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指要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那些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当然，每个时代的社会公共准则有所不同，朱熹所处的是封建时代，所以他有时所说的具体准则是当时社会的规范准则，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朱熹提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人欲”，“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而今须要天理人欲、公私利欲，分别得明白。”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有些问题并未处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但总的说，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朱子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以道德理性主宰、支配人的感性欲望，以实现人的本性，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突出理与欲的对立，就是在道德理性和自然欲望的冲突中高扬道德理性的意义，展现人性的庄严，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以理统情，以理制欲、以理节情。朱子非常重视道德规范之理，要求人们用大学的功夫认识道德规范之理，并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仁体的内在自觉。这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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