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经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创新。朱熹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与朱子结交的朋友也是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人，如陆游、辛弃疾等人。朱熹的诗文受到后人喜爱和追捧。朱熹认为，文皆从道流出。文从心里流出，强调文道合一，文道同源。他提倡文艺创作宜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形象称之为“通身下水”他一生创作各类散文游记等2777篇，创作诗词1167首。
朱熹不仅实现了理论的时代化，还致力于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他注重理论普及化读本的编写，重视民俗改造和社会礼仪的重建。著名的《朱子家训》字字珠玑，提出为人处事一系列规则。如：“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手书了“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
晚年，早已名满天下的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耿直清廉的他对朝政多有批评，使平庸的宁宗不满。宁宗以干预朝政的罪名，把他逐出朝廷。朝廷一些守旧平庸的官员容不得朱熹的清廉正直，容不得朱熹的创新理论。他们恶意编造种种谎言，攻击朱熹的学说为“伪学”。他和他的学生弟子受到残酷迫害。这在历史上称“庆元党禁”。1200年，朱熹在建阳考亭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作为治学极为严谨的学者，朱熹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创新理论、真理的光辉总是抵挡不住的。作为民间学者的朱熹，他的思想逐渐被社会接受。1209年，这场历时十年学术迫害的“党禁”终于平反。宋朝廷赐诣朱熹曰“文”尊为朱文公。理宗肯定朱熹思想“有补于治道”，“历万世而无弊”。1212年，朱熹《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被颁发太学遵行。明朝以《四书》为科举取士之书。1455年、1523年，先后赐建安(今福建建瓯)、婺源的朱熹后裔为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同祭孔一样，每年春秋两季。1712年，康熙下诏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朱熹牌位进入大成殿。康熙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予武夷山紫阳书院。
孔庙是中华民族文化圣殿，承担着文化传承与教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功能。进入孔庙的，都是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自春秋以来，从祀孔庙者152人。其中孔子弟子77人;生于宋朝之前者31人，之后者44人。在宋朝之后44人中，福建13人。他们是：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干、蔡沈、陈淳、真德秀、蔡清、黄道周、李纲、胡安国,如果加上朱熹父亲朱松、蔡沈父亲蔡元定，则有15位福建学者进入孔庙。同时朱熹是春秋以来，唯一列入十哲，进入大成殿的圣人，显示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的独特的崇高地位。 著名学者钱穆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著名学者子安宣邦教授说：“在近代东方哲学中，唯一能够与西方在体系规模上等量齐观的，只有朱熹的哲学体系。毕竟东方哲学思想能够踏出海外，并且在国外为此特别举办研讨会的，至今也只有朱熹一人”。
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评价说：“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上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又说：“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还说：“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近代)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
1999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授予武夷山为世界文化遗产，称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朱子理学)的摇篮。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促进民族复兴的宏大工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主流是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我们要深入学习研究，努力实现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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