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孙和宋结合时，宋庆龄已经冲破了家庭的阻力，并且考虑过两人年龄的巨大差异(30岁左右)。果然，两人结合后仅仅共同生活了十年时间，孙中山不幸在1925年病逝，宋庆龄以孙夫人的'身份，独自走过五十多年的余生。相比之下，蒋和宋结合，宋美龄受到来自家庭的阻力小得多(反而是宋庆龄坚决反对此事)，只是告知蒋介石有两件任务要做。首先需要终止蒋与前妻和其他异性伴侣的关系，其次是蒋要皈依基督教。蒋在1975年病逝，宋美龄此后也独自度过了近三十年的日子，但无论在美长住或者回台短视，身边终究有蒋宋孔三家的亲眷，并不十分孤独。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的宋庆龄则终身不得与宋家亲戚见面，据说只有晚年孙家晚辈曾来大陆探视。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没有生育，孙家晚辈其实是孙中山原配卢慕贞之子，也就是民国政坛要人孙科的子嗣。
前面提到孙中山原配卢慕贞，在后人为孙中山写传记时通常都会提到。早年孙中山在香港还与一位当地支持革命的女性陈粹芬有过恋情，后来陈成为二夫人，日后孙科的子女也以母亲称之。宋庆龄纪念馆对于宋庆龄前半生都是以孙夫人的角色来介绍的，不知为什么对孙生命中其他女性未置一词，大约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因吧。至于孙中山在世纪之交流亡日本期间，据称也与日本女子有染，史料不详，此不赘述。
而蒋介石的婚姻，近年来大陆的学术界和民间研究得非常透彻，公众的认知度简直与时下的娱乐界人士的婚姻相仿。蒋的原配毛福梅(蒋经国生母)，侧室姚冶诚，没有名分的陈洁如(后来多年一直为蒋纬国作养母)，当然还有最后一位革命伴侣宋美龄。关于宋美龄，被人议论较多的是在40年代曾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暧昧，但也有人考证此系误传。而蒋介石，众所周知他对女色抵抗力很弱，尽管他内心是很希望能严于律己，法古圣贤人物。所以后人从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常常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自省。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蒋介石一生乃至抗战时期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广义的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通常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西安事变的发生，确有一定偶然性，比如说张杨二人如果没有在那个时刻凑到一起，蒋如果不答应去西安训视……也许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了。事变爆发后多种力量综合角力，最终促成和平解决。宋子文是一个重要角色，宋美龄何尝不是?据蒋介石后来的记述说，早晨他读《圣经》，读到“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居然夫人就真的来了。转变为基督徒多年，这一刻蒋介石大概是真的服膺耶和华了!
千秋功罪
写到这个地方，关于中山舰出水文物展和宋庆龄纪念馆的参观早就写尽，关于孙中山宋庆龄等民国要人的历史活动也有所交代，不过我还感觉意犹未尽，想简评一下孙中山、蒋介石，再提一些自己的小观点。
我是理工科出身，对文史哲其实并无系统学习和研究，大学里的选修课偶有涉猎，此外就全凭业余时间自己阅读书籍(含网上资料)和观看视频节目才知道一点相关知识。
也正是在1996年，时值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我偶尔在高校的阅报栏看到《光明日报》关于孙中山的纪念和评述文章。一如既往的熟悉论调，诸如“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没有任何新意。唯一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头版的文章提到，孙中山几乎是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及其他人士毫无争议的伟大政治家。现在看来，此言实在不值一哂。
好在如孙中山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天的中国终于渐渐有了言论开放和学术自由。一个论点和一言堂的现象越来越罕见，代之以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调子四下响起、混杂。其中鱼龙混杂，瑕瑜互见，但无疑是一种进步。
就以孙中山为例，大家也开始有很多负面评价了。比较广为人知的是，他一直提倡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他在创立民国前后与日本人有一些损害国家、民族权益的交易。当然，在学术界，针对孙中山的研究就更深入。不过至今我了解的情况，对于孙中山，公众还是以正面评价为主，即使说他的很多做法不妥，其实也是说他太理想主义，考虑不周或者操之过急。
提到孙中山理想主义和他树立个人崇拜，我想起自己在90年代后期读过的旧书《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里面有两个观点，第一是所谓“知难行易”，第二是“三种人”的提法。前者顾名思义，不难理解，引申意思是如果革命理论和方法都研究出来了，实践起来并不困难;后者大意是说第一种人先知先觉、第二种人后知后觉、第三种人不知不觉。圣贤和杰出人物生而知之，自然是第一种，仿佛是在飞行;社会上大多数民众比较麻木，要经引领、教育和学习，才能有所知觉，仿佛是在步行;而极少数人愚顽不化，无法改变，一辈子处于蒙昧之中，仿佛是在爬行。以此看，孙的哲学思想倒还真是很符合后人对他的某些评价。
而对于蒋介石，半个世纪前大家还是异口同声指责他是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随着海峡两岸局势的微妙变化和大陆民主和开放的进步，现在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毁誉参半，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历史，果真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退回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功罪、善恶、敌友等无不如此。自然，历史远不是那么简短。在现实中，十全十美、“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是不存在的;恶贯满盈，十恶不赦、一辈子坏事做尽的罪人恐怕也是极端罕见。有理想和幻想的青少年经常是喜欢两极化去看待历史人物，潜意识里面或许有某种英雄情结。
殊不知，任何英雄人物都不会是完美无瑕，偶像是人为塑造的，终究会毁灭在历史现实中。看待历史人物，必须一分为二，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既看主流，也看支流，既看正面，也看负面，全面地去评价。记得鲁迅也提过类似的观点，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还有一点，我以为，对于历史人物盖棺论定的评价，首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其次更重要的，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就以成败论英雄!
中国人的传统是道德至上，甚至一切都是有泛道德化的倾向。《左传》不是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吗?中国人评判政治人物或历史人物，也不例外，首先考虑个人私德自不必说，结合品评历史事件也是一半看结果，一半看动机。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比方说，某某历史人物好色，基本上就已经被打入另册了，再有什么杰出业绩也名誉扫地，等而下之了。用半个世纪前中国大陆的政治说法就是“生活作风问题”，年纪长一点的人对此应该很熟悉。
从全面考察的角度说，如果是做研究分析，对于历史人物，把个人私德或者做事的动机考虑进去，不但无不可，反而是必需。帕斯卡不是说吗，如果女王克莱奥帕特拉的鼻子长一点或者短一点，世界或许就完全不同。但后世对于他们的功过臧否，则应是只根据他们做事的结果。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早年汪精卫曾经无比激进，献身革命，可惜日后他在抗战中期委身附逆，沦落头号汉奸之列。“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想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句何等壮烈，更不必说他个人道德修养和口碑都公认极佳，在混沌怪象频出的民国社会甚至被视作异类。难怪同样的热血青年陈璧君不惮赴死，以身相许，厮守而终，成了另一种“革命伴侣”;而日本人要拉拢的对象，自然也是有声望有志向的“有识之士”，绝不会考虑碌碌平庸之辈。如果以汪的私德和动机(自称“曲线救国”、“与敌周旋”)，岂不是应该重新评价，称之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英雄?笑话!
我过去也有一些泛道德化看人物的习惯。记得以前看关于毛泽东的电影，有个细节，是毛泽东常年不肯用牙膏刷牙而是用旧式的牙粉，说是“等全国人民都能用上牙膏了我再用”，还有细节是毛泽东在全国饥荒的时代怒斥厨师不得给自己开小灶做肉吃。那时我都是对毛的忧国忧民和克勤克俭的做法留下深刻印象，感动之余，又增崇拜。现在看来，这些纯属小事，感人不假，却对于品评历史人物毫无帮助。假如一国首脑的确治国有方、国富民强，他每天吃点大鱼大肉甚至鱼翅燕窝，于国于民又有何妨?
历史人物，尤其是执政者，千秋功罪，只看结果就好了。改改左传的话，不必立德不必立言，只在立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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