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这一生，食不过三餐，睡不过一蹋。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92岁时写了一首《宽心谣》，读来发人深省：
“每月领取养老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新旧衣服不挑拣，好也御寒，赖也御寒;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宽心谣》对愁与喜、对为人处事、对俸禄多寡、对吃穿、对儿孙、对贫富、对忙闲等，无不作了朴实而深刻的阐释，直让人感慨佛家“得非难，舍不易”的妙言至理，更感慨大师的平常心是何等的博大。
这一集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反腐立法制度的发展简史。
西汉的《二年律令》法典的制定，规定了“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赃)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 贪赃枉法者，与盗窃罪处以刑罚;贪腐达一定数量的，可以处以死刑。此令一出，出现了当时的官吏王立因其妻私自受贿而羞愤自杀。一时间廉吏丛生，政治清明，法律对惩治贪腐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西晋王朝的《晋律》规定了贪污与不孝、杀人等，均属“不赦之罪”。
《唐律疏议》提出的“六赃”的定罪分类一直到今天，对我们的反腐立法仍有借鉴意义。《贞观政要》记载，整饰吏治，严惩贪赃枉法，才使得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良好政治局面和社会发展。
现存于内乡县衙的明朝万历年间的《三院禁约》，是“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详细的对公务招待的规定。
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治国方略，被后世史学家评论为“大力治贪成效非凡，几有两汉之遗风，且架唐宋之上”，他颁布了《大明律》和《大诰》，尤其是《大诰》中80%以上的条目是用来处治官员的，并且规定百姓可以手持《大诰》，直接入衙抓污吏，解入京城面圣，沿途不得阻挡。重典之下，官员无不洁己爱民。 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包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法立奸胥畏，官清凭素心”。而当官员受不住各种各样的物质诱惑时，我们就应该制定法律、法规约束从政人员的行为。历朝历代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腐败可能产生在开国之初、也可能产生在中期、后期，因而制度的约束应该与时俱进，时时监控，不给官员以贪腐的机会，也就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大气候，从而正常过渡到“不想腐”的预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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