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三十年代，被当时人们所公认的大学问家胡适到苏州女中作了一次讲座。
其次，这个讲座不过一次，却是一名世界顶尖的女物理学家曾经的出发点，可见该讲座的影响力之大。
最后，一个与此例不很相关的事是，著名作家叶圣陶曾当过中学教师，他的学问也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的。
我国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文俊亦曾有过当中学教师的经历。另外，他本人走上数学这条道，据他说，与他上中学时的一个数学老师的一节几何课开头的影响有关。胡适的讲座讲什么了?吴健雄没细说!为吴文俊院士所念及的那位中学数学教师讲什么了?吴院士未详说!只知道演讲者、讲课者，是有学问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今天的科学家谈到他读中学时的一位地理老师时说：“我的地理老师头天晚上听英国伦敦的英文新闻广播，第二天结合欧洲战况讲欧洲地理。”有这样水平的地理老师，不知今天的中学里能有多少?
我就职的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有一些老教授，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在北京四中等学校当数学老师，且一般都毕业于清华或北大。当然，后来他们又成了大学教授。笔者无意褒扬解放前的中学师资水平，但客观事实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消化能力较低，使得中学或小学能有机会聘到一些精英人才任教。那时中小学生亲身接触或听取名人、学术大师教诲的机会大于现在的中小学生。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五十年代有一批中国人，他们在世界尖端领域上处于顶级水平，如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等，这个名单可以写得很长，其中也包括我国长期隐姓埋名的两弹元勋们，如邓稼先等。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他们基本上都是三十和四十年代在中国读的中小学，以中国当时基础教育的规模来看，其产出杰出人才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况且时逢解放前这个战争和动乱时期，办学环境和条件很差，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忆，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恶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小学校不乏有学问的教师。今天有学问的教师的标准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名师”或“特级教师”的评定上，有学问的教师往往是指从事教研、教学和在应试上有很高能力的教师，但这还远不是有学问的教师的标准。尽管“有学问的教师”是没有标准来衡量的，但在人们的心里，还是有认同标准的。例如，六十年代，我那时就读的一所质量很一般的中学，就有一位语文教师参与了吴晗主持的历史小丛书的编写工作，写出了《欧阳修》这本小册子。还有位数学教师，据说，名牌大学建筑系的教材中的图要请他画。他们都没教过我，我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这些事迹常被各年级的学生传颂，让我忘不了。最近，我与两位大学校长偶然谈到他们就读过的北京三中(并非当时北京顶尖的学校)，他们今天还记得1964年高中一年级时听的两堂生物课。第一堂是生物起始课，那位施浒教师布置全班学生放学后到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图书馆查阅有关生物学的随便什么资料，看看能提出什么问题。到第二堂生物课，施老师让学生随便向他提问题，记录了满满一黑板的问题。令全班学生佩服的是，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施老师。两位今天的大学校长依稀记得当时有本《生物学分类词典》是这位施浒老师编的。不知现在的中学教师有多少有这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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