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和屈原：两个人的端午
#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这是《史记》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屈原披发在汨罗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的东西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写完《怀沙》的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以死。
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杀”之刑。《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
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了一体。连尸体都不给世人看，因为世人是肮脏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无常，映照出他的悲观主义。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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