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大院文化
从太原市向南行车1小时，到达中原历史名城祁县。我们到东观镇乔家堡村，去参观晋中富商的乔家大院。
公元1755年，乔家大院建于乔家堡村正中。从外观上看三面临街，大院四周是全封闭高达10米的砖墙，墙上有垛口、更楼、眺阁，形似一个城堡。走入城门洞式的大门，是一条石铺通道，通道两侧南北分列6个大院，19个小院，300余间房屋，装饰的富丽堂皇，彩绘和木雕、石雕、砖雕的三雕艺术精美绝伦。并且，内藏之物有千余件，其中还有慈禧太后赏赐的。那是当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西奔路过山西，乔家捐银10万两。后来，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不忘她在危难之时的乔家相助，赏赐两件国宝——犀牛望月的大圆镜和九龙雕刻夹画罩南非乌木的吊灯一对。我们在这两件国宝前伫立观看，虽经百余年沧桑业已陈旧，却至今保存完好。想那时乔家的雄厚财力，慈禧西逃时的困厄处境，以及后来向西方列强卑躬屈膝，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两件国宝，也为那段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提供了一个佐证。参观这座豪华气派的乔家大院，我们联想当年大院主人是何等富有。这是乔家第三代传人、全国赫赫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致庸的府邸。乔致庸原是一个农民，他为了改变贫穷生活，离开黄土地走西口，以卖豆腐为生计开始创业，后来又主要经营粮、钱、当等行业。在国内尤其是北方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乔家开设的生意商号。财力逐年聚增，从而富甲天下。乔家从清代乾隆初年创业，经商辉煌五代，到乔致庸时是乔家富商达到极盛。从嘉庆、道光、咸丰到同治经历四代皇朝的80年间，其财力和影响在国内商界是举足轻重的。乔家成为誉满华夏的著名商家，乔致庸则是山西人经商致富的典型代表。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打击下，终于衰败。乔家的兴衰，历时长达200余年之久。
山西有6个大院——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县曹家大院、灵石县王家大院，原国民党要员、中国四大财阀之一——孔祥熙的宅院和晋中市常家花园，统称为晋中大院。我们参观的乔家大院，仅是其中较小的一个，而大的有它数倍。这些大院都互不雷同，布局构思各具特色。大院的民宅建筑物，是晋商文化的展示，构成了晋商的大院文化。晋商的大院建筑物，是高水平的建筑艺术精品，也是商业文化的精品，更是建筑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装饰文化的完美结合。这反映了那时建筑设计者的高超水平，当地建筑业的高水平，并体现出了大院主人对建筑的艺术追求。我们走进乔家大院，看到大院套小院，院中有院，却又各不相同。在北面的大院还有个大花园，鲜花绿树、假山亭子布满整个空间。乔家大院这样的布局，是在中国传统四合院式基础上的新颖构思，体现那个历史阶段的建筑文化。建筑物上的彩绘、装饰和石、木、砖的雕刻艺术，反映出当地民间艺术家与雕刻匠的高超艺术水平，又体现了当时时代的商业文化、装饰文化流行新潮、中国民俗文化和当地民俗民风。乔家大院是一座造型宏伟的民居建筑群，反映和代表了封建大家族的居住形式，集中体现出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又充分展示出具有山西特色晋商的大院文化，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晋商的大院文化，无疑是山西人商海搏击多年取得辉煌成果的体现。山西人在中国经商最早又多，人们戏说：“一块石头砸下去，十个就有八、九个是山西人经商。”那么，山西人为什么放弃仕途追求而热衷于商海呢?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国家社会背景来说，明朝建立后，为防御外敌入侵设立边关重镇，需要有人运送粮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山西地理位置靠近边防，为人们的经商提供了先机。从个人生活来说，当时人们的生活贫困艰辛，追求仕途有很大风险，唯有经商致富才能改变个人命运。于是“学而优则商”，就成为人们的努力方向，追求个人致富是奋斗目标，从而形成山西人从商好贾风气。但是，山西人也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商人们也要自己的后代去读书学习。然而，读书的目的不是追求功名，而是要为经商服务。这是山西人离开黄土地去经商的观念转变后，有别于其它地方人们的新意识。晋中人认识到文化素质在经商中的重要作用，选拔优秀人才去商海搏击，一代又一代逐渐形成，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儒商群体。这是晋商在商界称雄数百年，建构大院文化的基础和根源。民间曾流传这样的话：“河南人有钱穿缎绸，山西人有钱去盖楼。”在山西人眼里，高楼大院是一个体面人家。因此，有钱首先要建房。因此，由穷变富的一代代晋中富商建起了一幢幢豪宅大院，才有了今日山西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吸引着中外游客前来观赏。尤其，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选中乔家大院作为拍摄景地，制作出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更使中国山西这座民居建筑群，蜚声海内外。我们一走进乔家大院，就看见通道南侧墙上《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大幅电影海报，到处都挂着大红灯笼，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宛如重现了昔日乔家的生活景象，进入电影的情景之中，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和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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