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融入村庄，最开始他刻意去避免任何跟村里人不一样的东西。冬天就两身衣服，都是黑色的，夏天也是几件衣服，也是单色的。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可能记不得你的脸，但是他一看你穿的衣服，颜色和样式固定，就能认出来。我刚来时候带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些英文字母，颜色也多一点，后来发现村民穿的衣服都是单色的，感觉那件衣服有点不合群，就翻过来穿。一开始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改变，但是后来好像慢慢地就把自己当村民了。秦玥飞说，他现在确实有了很多村民的习惯：穿解放鞋干活儿，收到村民递过来的烟，顺手就别到耳朵上，等车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在路边蹲下。
村里人对外人有明显的客气和戒备，但对他已经没有任何防备。村里有位64岁的邓奶奶，年轻时候出去打工，回来后自己的房子塌了，只能借住在乡政府后院一个简陋破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看到秦玥飞，邓奶奶招呼他说话，本刊记者提出想到她家里看看，邓奶奶有点迟疑，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有些难堪，不想把自家的窘迫展现给外人，解释说儿子在外打工挣钱，要回来修房子。秦玥飞悄悄告诉本刊记者，以前他一个人来时，进门聊天邓奶奶没有任何犹疑。
我在城市里长大，留过学，我期望服务这些村民，他们对农村和农业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不管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在他们面前可能连个小学生都不是。要向他们学习，唯一的做法是要融入他们，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只有融入村民的生活，他们才会渐渐信任我。如果我不能融入进去，就不可能有信任。秦玥飞说，有了信任后，他们才会说，我这里有点困难，小秦你帮我解决一下。比如最开始他会告诉你，我不会写字，我要给政府打个报告申请个补贴，你帮我写一下，都是些很小的要求，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说明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你帮他做了一件事以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开，各种各样的村民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小事，你把这些小事做好后，村民才会觉得这是个踏实的孩子，你愿意为他们服务，才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大事。
秦玥飞很珍惜村民给他的信任，任何可能导致与村民关系疏远的行为他都会考虑再三，有时甚至会慎重到让人有些无法理解。他不太愿意让本刊记者跟他同时出现在村民视线里，客气地请记者远远跟随，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有各种猜测或误解。这也是我对村民的尊重，如果我在村里娇气、傲慢，有所谓名校生架子，是做不了公共服务的，形象对我很重要。如果形象不好，可能会影响我以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他诚恳地说。
规则，程序与人情
在村里做事，秦玥飞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论。一个本科毕业生，到农村里工作，他如果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懂，到这里来了，看见这不行那不行，就去告诉村民，你这里那里都不行，全部都要改，这是非常错误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学生村官里有一个官字，但不是官，是服务者，要为村民做好服务。秦玥飞说，我在村里做的很多事，不管是水利也好，教育也好，建敬老院也好，包括路灯、校车安全这些我非常关心的事，并不是我来了之后，利用我所谓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自以为懂农村了，提出来去做的。其实这些诉求都是村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来后，我再想办法帮他们一个个去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村民找秦玥飞有各种各样的诉求，有的事他办不到，但也不会简单地拒绝。有的退休教师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涨涨退休工资;有的告诉我说儿子30岁了，没有女朋友，想结婚，能不能帮忙找个女朋友。这些我显然办不到，但不是说办不到就不办了，涨工资我没办法，但是，提出来了就要记下来，要去县里问，有没有给退休老师涨工资的相关政策。找媳妇这事，我要去其他几个村问有没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回来反馈给村民。看似荒谬的要求其实都有道理，村民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办不到，他们也会理解。真正做的事不仅仅是建一栋楼，修一条路。
秦玥飞思维清晰，做事很有技巧，很多事在他看来是技术活儿。有村民告诉我说房子漏雨了，问我能不能帮忙去解决一下，首先得去看他是什么样的房子。秦玥飞说，国家没有专项资金来修补漏雨的房子，但是你要去想办法，要研究政策。比如，发现国家有个危房改造的安居工程和政策，如果这户村民的房子非常老了，确实是危房，就可以利用政策。这时候就要让村民写个报告，他不会写，你要帮忙，之后要到村里去盖章核实，证明他家里的实际情况，再拿到乡政府民政助理那里，告诉他下边的村民打了一个报告，我来交给你，问他一下今年的指标还有没有。民政助理可能会告诉我今年没有指标了，但2013年的指标4月份来，他是第一个，到时候按照国家政策的流程，优先帮他办。这时候就可以非常高兴地回访村民，告诉他这个事帮忙办了，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了，而是说正在做，已经在议程内了，其实我就相当于一个桥梁。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
在这些琐碎细小的事里建立了信任，村民才逐渐告诉他自己的诉求和需要，秦玥飞做的事也就越来越多。
但村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村民之间、村民和公家之间，人际关系复杂。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一定要尊重村民，待人真诚;另一方面，处理事情一定要按照程序来，村里的矛盾除了利益分配之外，最大的问题来源于不走程序。秦玥飞向本刊记者解释，比如说，村里希望把泥巴路硬化了，赶集的时候租出去收摊位费。修路要10万元，但村里账上一共才5万元，村干部按照议事程序召集村民来讨论，讨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村里的意见是，那块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村里出钱修，修好后，摊位费村里来收。但是村里来做这样的事不仅要把仅有的5万元全部用上，还要背上5万元的债务。10万元，要收10年的摊位费才能把成本收回，划不来。而且虽然土地是集体的，但路两边的住户都搭了棚子，这是违章的，按照法律可以拆掉，但你怎么能去给他拆了?现在都担心村民闹事。幸亏有程序，召集村民讨论的时候有人离场，我们去做工作，不久之后村民自己提出来一个方案，主动提出拆掉棚子，但是要求自己出钱硬化门前的路面，摊位费归个人。因为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个月120块的摊位费，3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事情解决了，村里的钱也没花，这就是程序与人情，而且，不能与民争利。秦玥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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