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调查报告

有关农民调查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了更好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近期我们对我县农民的思想状况进行了一次较全面调查，总的来说，我县农民思想纯朴、品质善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国家农村政策，同时在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轨，商品经济与自给自足碰撞，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对农村的冲击，过去农民的小农经济观念正在发生改变，思维方式不断丰富多样，思想意识逐渐趋于多元。

一、农民主流思想中的四大积极变化

　　（一）市场意识逐渐取代小农思想。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国家逐步放开农产品购销市场，广大农民的生产活动核心由单纯农产品种养，逐步主动或被动地发展到以增收为核心，进一步关注生产、储运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农资价格”、“生产成本”、“农产品销售”、“比较效益”等市场经济语言已成为广大农民的日常用语和普遍关注的话题。作为农业重要生产要素的农村劳动力，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其土地情结逐渐松动，农转商、农转工、农转建和农转服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的市场溶入度愈来愈高，对市场的接受度和适应性逐步提高。安丰乡出口洲村村民覃云贵，为了顺应市场，先是由单纯的种田转产到养猪，后发展为养鸡大户，继而又与浙江老板合作种植草莓，其间还兼任村干部，曾是县里多年的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目前又转产专门种植新疆提子，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被当地农民视为闯市场、找门路的典范。

　　（二）平等公正意识逐渐取代服从思想。随着农村民主和法治进程的加快及广大农民信息接收量的增加，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公平意识不断提高，过去的服从意识、盲从随大流思想逐渐弱化，几千年的等级尊卑思想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日渐淡化，政府机关和干部的神秘感和威慑力基本消除，群众上访、民告官的事情时有发生。

　　（三）开放开发意识逐渐取代保守思想。大部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逐步从过去安于现状的惰性和因循守旧的惯性中醒悟过来，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劳务经济日渐壮大。安福乡松湖村共有人口2133人，耕地2800亩，劳动力930人，目前外出打工的近700人，已占到全村总人口的1/3，全村总劳力的3/4。二是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逐渐多样。把多渍的低洼田改造成精养池塘，把多旱的水田改造成旱地，以及根据市场行情粮改棉、棉改菜、油改麻、荒改林、鱼改蚌等现象随处可见。三是利用外来资金开发本地资源的意识逐渐形成。如安丰乡出口洲村村民，以学习草莓种植技术为条件，主动向浙江老板提供耕地无偿使用，村里草莓种植渐成气候，同时也为全县草莓种植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四）科学种养意识逐渐取代传统农作思想。在科普媒介的宣传指导和科技致富典型的引领下，广大农民目前已能够自觉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杂交稻”、“软盘抛秧”、“抗虫棉”、“大棚蔬菜”、“除草剂”、“套种”、“混养”、“保鲜”等新品种、新技术已被农民广泛应用，科技在农民增收致富中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二、农民多元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和谐的五大突出矛盾

　　（一）农民个人主义增强、集体意识淡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共同参与存在突出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强化了一家一户的个体思想，弱化了义务观念和国家、集体意识。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趋利性也使广大农民在公与私、义与利的选择中愈来愈向后者偏移。《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中提出，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这些建设的实施与推进，无不要求农民的积极主动参与。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最强烈的'是沟渠不通、道路不畅，并认为这些都是目前村级“一事一议”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在问及是否愿意投工进行清洗和维护时，一部分农民选择回避、沉默、或是笑而不语，另一部分人则明确以“那是公家的事”或“我又不是傻子，大家都受益，凭什么让我干”来回答。**镇**村支部书记反映，现在村民都是“利益”当先，没有一人愿意主动参与集体公益事业建设，对村组干部的号召很少有人响应。

　　（二）农民渴求增收的盲从性，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存在突出矛盾。教育、医疗等支出的不断增加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稳定现状，使农民对增收的渴求不断加强，但农民增收的迫切性与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现状存在着突出矛盾。一是农民已经具备市场开拓意识，但缺乏实际行动。在我县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尚未形成的形势下，不少农民在无龙头企业引领，都或多或少的有“呛水”经历，“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和市场价格波动太大”往往使农民对产业结构调整缺乏足够信心。由于外出打工受年龄和技

　　术等因素的限制，大多数农民的增收渠道仍止于传统作物的此消彼长和常规养殖的结构调整，对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挖掘不够，增收渠道不多。在与安康乡虾趴村、安福乡松湖村村民的座谈中，问及如果在现有农村政策和农业资源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增收时，农民普遍以“去年棉花价钱好，今年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今年要加强培管，提高产量”等调整结构和精耕细作之类的话语作答，几乎没有向多种经营、向二三产业要效益市场开拓计划。二是村级组织对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所做的努力，大部分农民都不能积极主动参与和配合。松湖村支部书记反映，村里曾经千方百计联系老板、引进品种、理顺销售通道，号召全村进行种植大蒜的结构调整，结果部分村民生产培管不力，大蒜质量良莠不齐，有的交售时连渣带土，不注意整洁和美观程度，达不到收购标准。结果造成三方不满：村里亏损，干部受气；老板收购不到合格产品，怨声载道；农民不能增收。

　　（三）农民散漫的日常行为，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标准存在突出矛盾。《意见》明确提出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概念。目前村民虽对此不够了解，但都认为这是农民致富、农村发展的必备条件，并且认为当前农村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都是具备这三方面素质的人。但村民的自悟意识与其散漫的日常行为又存在着巨大反差。安丰乡出口洲码头目前有两个比较大型的、具有打牌娱乐性质的茶馆，每天参与人员都在500人以上。安康乡虾趴村村民普遍反映沟渠农药瓶太多，既阻塞水道，又容易伤人，都抱怨别人素质太低，自己却还是“他甩我也甩”，任情况恶化。

　　（四）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理解，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中央政策的诠释存在突出矛盾。农村道路不通，农民希望上级解决；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希望国家保护；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农民希望政府控制；子女上学费用高、看病难，农民希望社会保障等等。但在与村民的访问与座谈中，村民对“一号文件”的了解仅止于农业税费减免和粮食补贴，对其中农民如何增收、农业如何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方法措施则不甚了解；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是知之甚少，只知道是“一个好政策”，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有什么内容、如何建设、建设成什么样子，特别是要求农民自身怎样参与、配合和努力，村民们一片茫然。全然以为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是政府部门贯彻的，村民自己则完全作为受众，享受和承担政策执行结果，农民过分依赖政策的“输血”，不注重自身如何“造血”。

　　（五）农民与基层组织及相互间的不信任，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存在突出矛盾。在目前农村基层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链条断裂、经济关系淡化的情况下，村级组织的聚合力削弱，村民的离心力增强，基层组织对社会控制能力减弱。特别是由于村级组织在引导农民增收上领导作用发挥不足，村民普遍认为谁当村干部无所谓，都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同时由于农户作为单个的经济实体，人单力薄、信息不灵、渠道不多，在自身“利益共同体”难以自发形成时，农民面对大市场时又显得孤立无援，内心又十分期待得到组织的保护和引领。另一方面，由于基层组织曾在引导农民结构调整上的多次无功而返后，对当前农民能否组织起来、是否具有凝聚力也持怀疑态度。造成了大家相互间的不信任，基层组织难以发挥农民带头人的作用，村民没有动力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也不愿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这与《意见》中要求“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和“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存在突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