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报告背后的积极意义(3)

　　这种行政处理不力，根源于执政高层与其所委托的官吏集团既相冲突、又相依存的矛盾关系。虽然委托人与代理人有着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但委托人的意图终究要通过代理人来实现;没有了代理人，委托人的意志无从贯彻。因此，委托人可以通过奖惩之法来约束代理人，但他不但不能取消代理层次，而且还必须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保持代理系统的高效率。

　　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所导致的复杂关系，使执政高层囿于多重相互矛盾的目标，难以有效抑制一些政府部门的扩张和腐败。在这种僵持背后，代表了一种非有效的力量均衡。要打破僵局，就要改变力量对比，为抑制官吏集团找出或释放新的支持性力量。

　　在现行体制内，体制内外可支持抑制政府部门的主要力量是人大和舆论监督。如果人大拥有依据审计报告追究到底的权力义务和实现途径，政府部门就会受到另一种形式的有力约束，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舆论监督则可以使这种对代理权力的约束和反约束在相对透明的背景下进行，依托具体量化的审计报告，压缩潜规则发生作用的空间。

　　可见，本次国家审计署将审计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在媒体公布，是向着打破政府部门信息垄断、改变腐败与反腐败力量对比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循此而进，结合信息民主方式，中国在现行基本体制框架下不但有可能回复公众信心，而且有可能将权力腐败、经济失序和社会不公遏制在大为减轻的程度。

　　有人进而提出，为加大对行政的监督力度、减小阻力，应该将国家审计署等监督部门置于人大系统之内，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在现行体制下，监督的动力主要来自权力上层，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执政高层控制的直接性。监督权力越分散，越令出多门，越会制造更多的代理层次和环节;这种安排只会制造新的腐败，改变原来的权力分肥结构，而不可能遏制腐败。传统社会尤其是明代各种监督机构的叠床架屋及其无济于事，充分证明了此点。　　现代社会能够遏制一些政府部门腐败的关键是技术手段的进步，在现行体制下，打破信息垄断的关键部门如国家审计署必须直接掌控在执政高层手上，直接对执政高层负责，其间不能再出现新的代理层次或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