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给李贺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去考进士。李贺应进士试很引人注目，同李贺争名的人出来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还是以不参加进士考试为好，勉励他去考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不加分辨，纷纷附和，众口一声。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辩明这件事，您和李贺都会因此获罪。”我回答说：“是的。”
《律》文说：“凡双名不专讳一个字。”解释者说：“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孔子在说‘徵’的时候不说‘在’，说‘在’的时候不说‘徵’。”《律》文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者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蓲’之类就是。”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去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呢，还是违背了嫌名律呢？父名晋肃，儿子不可以考进士，那么倘若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试问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制订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么？而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避母亲双名中的单独一字，《春秋》中对人名相近不避讳的事例，也没有加以讥刺。周康王钊的孙子，谥号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晳，曾子不避“昔”字。周朝时有一个人叫骐期，汉朝时有一个人叫杜度，象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的儿子如何避讳呢？难道为了要避父名的近音字，就连他们的姓也避了吗？还是就不避近音字了呢？汉代讳武帝名彻，遇到“彻”字就改为“通”字，但没有听说又讳车辙的辙字为别的什么字；讳吕后名雉，遇到“雉”字就改称“野鸡”，但没有听说又讳治天下的治字为别的什么字。现在臣僚上送奏章、皇帝下达诏旨，也没听说要避浒、势、秉、机这些字，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和机这些字，以为这样是犯忌的。士大夫的言论行动，究竟应该依照什么法度呢？总之，无论是考据经典、质正律文还是查核国家典章，李贺的参加进士考试，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大凡服侍父母能象曾参那样，可以免遭非议了；做人能象周公孔子，也可以达到顶点了。而现在的读书人，不努力学周公、孔子的行事，却要在讳亲人的名字上，去超越周公、孔子，真是太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毕竟是无法超过的，超越了周公、孔子、曾参，而去向宦官、宫女看齐，那么岂非宦官、宫女对亲人的孝顺，比周公、孔子、曾参还要好得多了吗？
解析
唐代对于君主与尊长的名字避讳强调得十分过分，成了限制人们言行的精神桎梏。李贺父名晋肃，因而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因“晋”、“进”同音。韩愈因劝说李贺参加考进士遭到众人的非议。这种陈腐风气，韩愈为之深恶痛绝。《讳辩》正是为此而作。他引经据典，多方设问，并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对这种腐朽的时尚做了痛快淋漓的抨击。
引经据典。为了批驳李贺应避讳父名的说法，作者列出许多典型的例子来谈避讳君主与尊长名字的时尚没有事实根据。春秋时的周公与孔子，是人们景仰的人物，他们品德高尚，但他们并不避讳父兄之名或母亲之名；周昭王与曾参，都是贤德之人，为人称道，他们也不避先人或父亲之名。由此看来，避讳尊上名字的做法，实在是无事生非，甚至可以说是故意搬弄是非。到了汉代，汉武帝叫刘彻，只是让人避他的讳，而没有让车辙的“辙”来避他的讳；吕后叫吕雉，也只让野鸡避她的讳，而没有将其它读成“治”的字来避她的讳。按照一些人（或者风俗）的说法，李贺要避父亲名字“晋肃”之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作者以此来推，周朝人骐期、汉朝人杜度的儿子就没办法取名，这就说明所谓的避讳是无稽之谈。作者运用的统治者不讲避讳的例子也很有力，如朝廷中大臣写奏章、皇上下诏书，并没有去避讳浒、势、秉、机等这些按说应该避讳的.字。不仅如此，作者还用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如果父名为仁，那儿子就应该不能做人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辛辣，入木三分。这些事实论据，典型充分，不容辩驳，对那些借避讳之名来阻挠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无疑是当头喝棒，使之惶然而不知所答。
多方设问。文中从多个角度来设问句，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引人深思，富有感染力。看，为了证明李贺理所当然能够参加进士考试，作者根据明文律令来设问，说他并没有违犯什么律条；根据父亲名为“仁”、儿子就不能做人的假设事例来设问，说明儿子避父名之讳荒唐可笑；然后对避讳的起源进行设问，根据周公、孔夫子、周昭王和曾参并不讲避讳的做法来设问，说明李贺的不避讳是有古例可循的；根据周朝骐期、汉朝杜度二人其子如讲避讳则无法取名来设问，说明避讳纯粹是人为设限，自置障碍；根据士君子为讲避讳而使立言行事无法则可以遵循来设问，说明讲避讳是一种再不可沿用的坏习俗；根据对经籍、律令的对照和对国家典章的察稽来设问，说明李贺是应该参加进士考试的；最后根据周公、孔子、曾参等人的做法与宦官、宫妾的做法来对照设问，谁轻谁重，谁正确谁错误，不言自明。
这些问句，作者只问不答，语气强烈。一连串的问句，有的答案就在其中，意味深远；有的是明知故问，让对方无法作答，令其警醒。
对比鲜明。文章中多处运用对比的手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是古今纵的对比，即将周公、孔子等人的不讲避讳与当代人一味讲避讳进行对比，说明当代人的愚昧。二是横的对比。先是用古人讲避讳与他们自相矛盾的做法进行对比，如汉武帝的名只避讳人不避讳物，吕后的名只避讳野鸡而不避讳其它。再就是当代人之间横的对比，如朝廷中大臣写奏章、皇上发诏书不讲避讳，宦官和宫女却必须讲避讳。还有，就是拿宦官、宫女讲避讳的表面尊敬与周公、孔子等人不讲避讳的真正尊敬进行对比。这些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了所谓的讲避讳，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面具，是伪君子制造的假像，没有一点价值可言。
韩愈的这篇散文，字里行间透示出他作为正直之人的凛然正气，刚毅风骨，是对唐代讲避讳陈规陋习的挑战。韩愈为了保护人才，无所畏惧，仗义执言，逐次设疑反诘，而又不从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做到有理有据，有序有节，文笔犀利，劲拔雄键，撼人心魄。
【名句点击】
这篇散文的名句是：“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这是一个陈述句，语气平淡而语意深刻，似一位长者在谆谆教导做人的原则与道理：不必重形式，关键在品行。引人思考，令人警醒，
【名句运用】
康熙皇帝一生崇尚孝道，认为“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他对其祖母，母亲皆极为尊敬，他的母亲孝康章皇后去世后,几十年来,对其嫡母孝惠章皇后恭顺有加,每年亲自侍奉孝惠章皇后赴热河避暑.在其病重期间,每日前往寿宁宫探望,直至皇后驾崩.康熙皇帝对其祖母,太宗之庄妃,世祖生母孝庄文皇后更是恪尽孝道。不但每日前往慈宁宫问安,还在孝庄文皇后生病时几次步行至天坛,为其祈祷,言愿以己之寿命换祖母万寿.孝庄文皇后驾崩后,康熙悲痛万分,亲视其入殓,断发着服,庐次于慈宁宫外,正直除夕佳节,群臣请其回宫,未允.回宫后,仍然每日去慈宁宫,睹物思人.康熙皇帝,一生励精图治,政绩卓著.除却上文所提,康熙皇帝积极抵抗外国势力侵略,与俄国精确边界,两次亲征准葛尔,定鼎天下,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因其文治武功,后人称为千古一帝.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驾崩于北京京郊畅春园,享年69岁,庙号圣祖,是为清朝唯一有圣字庙号的皇帝。
【散文家的故事】
韩愈不只敢于为李贺打抱不平，同陈规陋习斗，就是皇上做的事越格了，他也敢于站出来说话。
唐朝皇帝唐宪宗，是个非常迷信佛法的人，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里，他派出一批太监与和尚，从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把所传的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迎到长安皇宫里供奉，顶礼膜拜。这样大搞了三天之后，又把这节指骨送到长安的各大寺院里，依次供奉。一时间，京城内外的王公大臣们掀起了奢侈铺张的狂热活动，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全都议论纷纷。韩愈觉得，皇帝这样崇尚和提倡迷信活动，实在太不正常了，对于国计民生丝毫没有好处。他花时间精心写了一道奏章(即《论佛骨表》)，痛切地指出佞(谄媚)佛是非常有害的事，要求皇帝立即下令制止。他并且勇敢地表示“佛有灵，能作祸祟(带给人灾祸)，凡有殃咎(使受责罚、祸害)，宜加臣身。”
这道奏章送上去后，唐宪宗顿时怒不可遏，几乎要下令杀了韩愈，幸亏有裴度等正直的大臣竭力救援，使唐宪宗不得不改变主意，但是仍然把韩愈驱逐出京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当时的潮州(在今广东)是南方海边的荒僻之地，与长安相距约八千里远。那一带有瘴气(热带和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人碰上会得病，而且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常会因此死去。被贬谪的官员是要立刻动身的。韩愈和哭哭啼啼的妻儿告别(后来他们也被驱逐出京)，独自一个人启程，沿着驿道到潮州去。一路上，他悲愤不平，但是刚直不阿的品格又使他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尽管为反对迷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也毫不后悔。这就是韩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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