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韩愈《送董邵南序》(以下简称《送序》)又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此文写作的时间，方成注定为德宗贞元十八至十九年间。
韩愈的创作，笔致奇曲。过商侯在《古文评注》中就说过“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送序》全文仅150字。开笔一处，破空而来，不谈董生去河北一事，而直述古事。燕赵云云，谁都会很自然就想起荆轲、高渐离诸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临行，太子丹、高渐离、宋意皆着白衣冠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竞致“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感慨悲歌”四字概括了这一群体的悲壮心理，也代表了燕、赵这一古老地域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古燕国、赵国地相当于唐河北道一带。董邵南愤愤不平于自己沉沦压抑的境遇，“郁郁适兹土”，感慨多气，不正是此一时董生的心境吗?于是，作者以一“合”字统之，非但董生所去之河北与古之燕、赵在地理位置上相合，董生与燕、赵之士更在情志上投合，至此，董生身、心皆有了合适的着落点。韩愈对董生“不遇时”，深怀同情。当时举进士失意者，投奔藩镇作谋士的比比皆是，董生去河北找出路，殊不为怪。故作者于爱惜、怜悯之外，又以“勉乎哉”多加劝励，一往情深，跃然纸上。
如是，再返读文章第一句，乃知这一句是以古蓄势的一笔，包孕了全文，下面层层递进的意思都从此出。
紧接的下一段婉转一变，抛开了对“燕、赵之士”的怀古幽思，也不再囿于对董生的一味鼓励，而是将自己“利害必明”、“情炎于中”(《送高闲上人序》)的家国之思一决于文。他将一篇本为朋友间一般送别意义的赠序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风俗与化移易”是大义微言之语，过商侯《古文评注》将这一句评为全文“上下过脉”，无疑是一语中的。仁义出乎其性，那是昔日之燕、赵；风俗随教化在不断移易，今天的河北仍能有过去的遗风吗?虽以疑问的语气出之，然以韩愈、董邵南的识见，当时河北情状如何，二人应是心知肚明的。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已完全形成，说唐朝后期历史为一部藩镇割据史实不为过。其时河北三镇正是叛臣武头的世袭领地。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金明馆丛稿初编》)而藩镇割据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之干扰破坏也莫不如是。当时藩镇擅权的局面，造成社会经济的破产。然这只是问题之一端，其更重要的一端，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国史大纲》)“风俗与化移易”，不仅指现下的藩镇政权与过去中央集权之差异，更指“胡化”这一层。藩镇辖区文化的'衰微，是“胡化”的直接结果。而河北三镇的“胡化”，因南北朝长期之民族迁徒造成，至“安史之乱”更是日甚一日。关于这一气运的推移，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里已作有力之论证，足资参考。所可注意的是当地“胡化”后的社会情态。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蓄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孚非攻守战斗之事。
卢秀才虽为汉人，“胡化”已深矣!像这样的例子，于其时、其地是不可一二数的。汉人尚且如此，本为胡籍者，原就不崇文教，无怪要视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以韩愈之素学孔孟之道，又有鉴于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尊王攘夷”自然就成了他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应当提及，儒家学说解释“华”、“夷”之别，已不是从“血统”上区分之，而是以“文化”区分之(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正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依此，韩氏古文运动的实际意义则在维护华夏传统文化，并寄望通过文化的复兴以拯救涣散不堪的集权领导。“风俗与化移易”六字即在文化层面子河北一地以否定，饱含了韩愈深沉的社会忧思，也表现了他对藩镇割据势力“不臣其臣”的隐曲暗示和深刻讥讽。“文章关世运，讵谓不然!”(胡应鳞《诗数》)只是韩愈将此一段纷乱而复杂的史实模糊化了，代以“风俗与化移易”统括之，“然”字是含有暗讽的转折，并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现实中来，突入问题的实质，含蓄地托出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以“恶知”、“聊以”等虚词隐约其意，又以“古”、“今”二字作对比、呼应，含蓄隐微，意味特别隽永。
文章再一次出现“董生勉乎哉”一句，自然不是上一次语意的复叠。河北地方在强藩割据下风气已与古代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董邵南能合于古之燕、赵，自不能合于今天之河北，对此韩愈不以直言道破，而欲以董生的河北之行来验证，似乎仍赞成董生去河北，但此中深微之意，读者不能不察。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道：“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住，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但愈是艰难，愈足以看出韩文欲言又止、曲尽吞吐的妙处。韩愈避开正面，从侧面表达，我们可在隐微婉曲的文辞里，体会作者“不显山，不露水”的巧意。如果说前一句尚在鼓励董生往河北，这一句则是要董生慎重思量，甚至直是要董生不能去!再质言之，前文送是“发乎情”，现在劝是“止乎礼义”。
最后一段。“吾因子有所感”，“感”是交错复杂的。其一，有感于董邵南因“不遇时”，而亟寻出路的苦闷，韩愈《磋哉董生行》长诗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等句，即是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董生出行、投奔藩镇的原因；其二，担心董邵南投靠藩镇，糊涂了去就之理，背叛朝廷，损害了忠义的名节。
于是有了“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一句。望诸君，即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史书上关于乐毅事迹的记载很多，读者可以想到他辅佐燕昭王报强齐伐燕之仇，下齐七十二城；也可以想起燕惠王中齐国田单之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奔赵国……惟韩愈嘱咐董生拜祭望诸君墓地，却意在启发董生记起乐毅即使在去国离乡之际，仍怀有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之心，读他《报燕王书》：“臣闻士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见《史记》)的话语，董生不致无所感发。这里的创新在于这一句话体现了韩愈用事的特色。他不以直言喷薄的笔法来表达辞意，而借乐毅事迹所暗含的意义，寄慨遥深，希望董生能有感于斯而领悟去就之义，做一个忠志之士。韩愈以史例今，通过在燕、赵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托请乐毅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赞颂他磊落的胸怀，以此感化董生，达到劝诫的目的。这样一来，文章的韵味和思想内涵就远比直陈其事要超越多了。
文章结尾深意蔚然，前番仿佛掘井一般层层递进的文意，算是水到渠成了。“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召唤狗屠这些流落在外的慨慷之士入朝出仕，那么董生还应到外面去吗?于是，由送行变为劝阻，反意正说，且与文章首句遥相应承，主旨凸现无碍。以董邵南的颖悟，决不至闷墨不省而不解韩愈对朋友大义相勉的诚挚用心。
李耆卿《文章精义》曾云：“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意味，给作品增加了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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