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的故事(2)

　　1983年，我提前一个月写信特邀上海的大姐，请她率领全家到乡下来过年。信中写道，一为了纪念老外婆逝世一周年；二为了欢度我们家第一年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的新年，来看看乡下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务必请大姐全家到乡下来过年！大年三十的下午三点零一刻，他们果然一齐来了。

　　喝了茶，略作寒喧，稍事歇息，我们便开始谢年了。两位外甥挺身而出，趋前忙后的放炮仗，炮仗放罢，我们就开始吃团圆饭。未等坐停，姐夫发问：“今年吃年夜饭可以说话吗？”我立即作出反应，当场宣布：今年吃团圆饭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言者无罪。一片笑声中，大姐率先开了腔，她说：“妈在时，桌上总有几碗猪头肉：舌头、面肌、鼻冲、耳朵一样切一碗。今年，怎么没有了？”“今年猪头肉不上桌了！”我七分欣喜地说，“今年我们自家杀年猪，肚、肠、心、肝还吃不过来呢！”说起来，往年过年，年猪头一个17－8斤，谢了年，分门别类切出若干碗，挤满桌面，年夜饭吃剩的肉加上5－6斤油豆腐，放几颗茴香，满满一大锅，煮透了，盛在一个小大缸里冻着，一天一碗限量匀着吃，吃过正月吃二月，往往要留到清明上坟、耕秧田请耕田师傅吃了，小大缸底还能刮一海碗冻末！

　　大姐说：“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最大。粮食一紧张，吃饭问题没解决，勒紧裤带，饿着肚皮，还谈什么摏年糕、酿年酒、杀年猪？又有什么条件和心情裁新衣、贴春联、放火炮？” 记忆里，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家，母亲的心，一天到晚都悬在“粮食”上：早餐赶不上晚餐，上顿未吃计划下顿，秋收一到筹谋春荒，东婶婶、西奶奶，借过来，挪过去，粗粮杂粮，勤俭节约，年年精打细算，年年青黄不接，年年至少总要缺二个月的粮食。母亲一生，为一家的吃饭问题真是呕尽了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