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从1958年至1998年，两个20年——前一个20年始于“人民公社化”；后一个20年始于“改革开放”。公元1983年，旧历癸亥年，是后一个20年的第5年，“分田到户”、“公社化终止”，离今刚好又是20年，这个2 0年前的除夕，我家的年夜饭吃得很特别，至今留在记忆深处的东西还十分清晰。
1983年过年，我家可谓是：仓满了，甏满了，粮食足了，年糕摏了，年酒酿了，年猪杀了，新衣裁了，春联贴了，炮仗放了……我心满意足，这在我的一生里还是第一年。
1983年的年夜饭，说吃得特别也真特别，那一年，我竟然破了我家两条往年吃年夜饭的老家规：一是吃年夜饭前后开禁放了炮仗；一是吃年夜饭时可以说话。
往年，我家“吃年夜饭前后不放炮仗”；“吃年夜饭时一律只顾吃喝不准说话，要等分了压岁钱之后，方可开口”等等之类的规矩，都是母亲在世时立下的。立下“不放炮仗”的规矩，据我母亲说，乃是缘于某年过年，放炮仗放到隔壁堂叔家吃年夜饭的饭桌上，闯下一次横祸之后；至于“吃年夜饭时不准说话”，那是生怕小孩嘴无禁忌，在餐桌上说错话，不吉利，大人要作表率，也连带了进去，索性大家不说话，一心的吃喝。母亲说，吃饭不说话，更是古人的教诲，这我就不曾查考过。
82岁的母亲，替家里操了一辈子吃饭心事，还等不到解决，也等不到仓满甏满的1983年，便伴着1982年的萧萧秋风悄然撒手西去。我家三兄弟一个大姐，我居小，大哥、二哥成了人都在外头安了家，20岁闯荡世界的大姐定居上海，家里只留下了我一个小弟弟。母亲一走，我这位在家的小弟弟顺理成章执掌起家政成了一把手。掌权的第二年，我就萌生改革家规之心，突破口，瞄准了母亲立下的“过年不放炮仗”：炮仗的开禁，首先获得两位上海外甥的大力支持。他们事先来电，小娘舅要是过年不准放炮仗，我们就不来到乡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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