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与澳门文学批评话语介绍(2)

主体性话语与场域呈现

　　“回归”以来的十多年中，澳门文学批评确实如李观鼎所说，温和性是批评话语的主调，文字充满“良心，同情、关爱和真诚”15，即使在风和浪静的90年代，还围绕新生代有无、文学主流等问题有过一些“不成气候”（借寂然语）的讨论，与当年相比，“说是”与“说好话”的批评显得更有策略，学术话语运用掩盖了主观情绪，尽量从文本出发，立足于事实，因此更富于建设性。受副刊版面框框限制的天然条件无法改变，很多文章无法展开论述即宣告结束，表述的零碎化只能借助思想和灵感的火花来弥补。换句话说，由于澳门文学界不存在专业作家，文学作者基本都是出于对文学的自觉热爱，“非生产性劳动”决定这种批评话语亦与名利无涉，可以说，澳门文学批评实际处于一种相对自在的状态，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是文学场保持了自身的自主性。

　　尽管没有显性的批评话题，联系本澳影响较大的文学活动，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批评话语强调对澳门命运的关怀和书写。以澳门笔会和澳门基金会联手打造的“澳门文学大奖”为例，只要我们细细品味获奖作品，它们基本上都是通过澳门历史与现实关怀主题而得到评委的认可。笔者注意到吴志良代表基金会在颁奖现场发表的几次讲话，“本土性”是前几届发言的核心。第二届颁奖大会致辞主题是“发展澳门本土文学”：“澳门很小。放眼世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负，但也不必自卑。澳门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传统，澳门人有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濠江情怀，在澳门人口和社会结构趋向稳定的今天，我们应该也更具条件来充分表现我们的能力和信心，自强不息，努力建立一个更具澳门特色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意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在第五届颁奖礼上，他在发言中总结，通过五届十年的激励推动，“我们可以觉察到本土文学创作的进步，也可以感受到本土人文素质的提升”。而随着赌权开放，博彩集团根据经营承诺投资澳门基础建设，澳门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也造成市民心态的失衡。他说：

　　迷茫的时代需要自省，需要反思。过去虽然没有悲情，但并非心如止水。强烈的爱国爱澳情怀，早已渗透进澳门居民的血液里；如今虽然充满激情，但也不乏理性温情。在我们的骨子里，中华文化的基因还是平和理性的。在踏入新时代的今天，文学创作者为天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义不容辞地以其特有的敏锐而超脱的眼光观察这个大时代各种各样的场景，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多姿多彩的生活，描绘世情，反映民声，激励先进，鞭挞时弊，创造更多的精神食粮，抚慰、感动、净化我们的心灵，凝聚人心，汇集智慧，协助我们早日走出迷茫，平息一时的悲情和激情，回复往常平凡的生活。

　　吴志良先生在澳门文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讲话某种意义上指引了澳门文学前进的方向。我们在前面谈到，文学奖作为一种价值引导机制，对于文学创作会起到鲜明的指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权力场以物质/精神的方式对文学场施加的控制。当然，在我们看来，澳门基金会一直努力的，是以相对超脱的姿态来做一些实际的文化事业，只是我们觉得这种无形的影响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将来若有机会可以进一步讨论。 与此相关，本澳作家兼学人黄文辉一直比较关注澳门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和文化场域研究。余虹曾经这样评价黄文辉的文学批评意义：“打破批评家个人话语的专制，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在多元对话中保持谦和而自省的对话姿态，又不至于人云亦云；在反讽式的清除批评话语之刻板后，又不失内在的严肃。这便是黄文辉评论文字中最有价值的取向。长期以来，澳门文学批评趣味有余而理性不足，自信有余而反省不足，一得之见有余而视野拓展不足。在黄文辉的批评文字中，可以看到了澳门文学批评自我更新的希望。”19“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之后，黄文辉对澳门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受叶维廉启发，提出从整体视野与具体问题入手，促使澳门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在黄文辉看来，理论的贫乏必然导致视野的狭窄，甚至陷入人情批评的模式，理论自觉不仅是理论的知识准备，还包括以理论为支撑的问题意识：“所谓缺乏理论的自觉，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是本澳的所谓评论文章，往往只就个别文本作赏析性、读后感的印象批评，很少从理论角度切入作深入分析，造成感性有余，深度不足，起捧场、鼓励的作用多，起促进、提高的作用少。二是就‘澳门文学研究’这一课题而言，我们也还未有具体的理论准备，比如，‘澳门文学’的内涵是什么？其外延包括什么？‘澳门文学’研究的方向又可以有哪些？‘澳门文学’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以至最基本的‘澳门文学’研究的切入点可有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是澳门文学研究踏上更高台阶所必须面对并予以回答的。”

　　同时，他在《胡悦胡阅――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中谈到“文学场”对于澳门文学的制约作用：“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则我们在讨论澳门文学的时候，便得考虑其发表的场合――报纸副刊，而讨论报纸副刊的时候便得考虑出版它的报馆，世上没有完全中立的报纸，也没有毫无立场的报馆。澳门的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两家报纸《澳门日报》及《华侨报》上，其中又以《澳门日报》为主力。这样，澳门文学的风格便不得不受《澳门日报》、《华侨报》各自的‘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的影响，而《澳门日报》等报纸又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这是报馆办报方针，当然影响编辑选稿的标准，自然地也影响了发表在这些报纸副刊上的文章的内容。由此，则以下推论虽有点过于仓促的危险，但我也得先提出：由于澳门文学深深地植根和依赖于报纸副刊的扶持，所以报纸副刊既塑造了目前澳门文学的主体风格，又束缚了澳门文学风格往更多元化方向发展。”21由于外省研究的边缘视野，我们很难体会到报馆的实际运作机制，而本澳学者看起来又受“温情”因素影响，不太可能有实际的研究。如果黄文辉等能克服内心的压力，从这一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将会揭示出《澳门日报》以及整个澳门文学场的内在运行秘密。简言之，建构澳门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深入持久的未竟之旅，需要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其中，主体自身经验得到完整表达尤为重要。■

　　【注释】

　　①编者：《编者的话》，载《澳门笔汇》第30期，澳门笔会，2005年10月。

　　②黄文辉：《穆旦诗学论》，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

　　③《澳门笔汇》刊物编辑通常采取“作者版面空间专享”政策，即不论文章长短，结尾处的剩余版面不再安排其他作者的作品。即使只发表一首绝句，也会安排一页版面。

　　④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259页，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

　　⑤按：为了使统计本身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选择本澳及非本澳学者发表在《澳门日报》副刊并涉及澳门文学的文章作为统计对象，不含对大陆及其他地区文学的评论，因为有部分谈论非本澳文学的作者身份无法准确厘定，比如殷国明先生发表的很多批评文章与澳门文学无关，这不符合我们前面讨论“澳门文学”概念确立的基本范畴，也与《澳门笔汇》的认定原则冲突，因此暂时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并不代表这些文章就不重要。事实上，它们仍然会对读者产生诸种影响。同时，个别年份与月份的报纸存在不全的情况，统计只是对现有报纸的基本情况登记，所以我们采集的数据不是《澳门日报》副刊批评文章的全面反映，而2007年至2009年专门统计“镜海”，今后如有机会获得更精确的数据，再另行修正。

　　⑨李观鼎：《澳门文学评论选?序》（上编），2页，澳门基金会1998出版。

　　⑩陶里：《澳门文学丛书概说》，见黄文辉、林玉凤、邹家礼编《澳门青年文学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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