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在韩愈的《师说》中，禅宗影响的痕迹最明显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这在柳宗元和吕温的作品里可充分证明。因此，韩愈很清楚，除非重建儒家师道的尊严，否则复兴儒学将注定失败。与此相反，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十分清楚，韩愈儒家之师定义中的术语“传道”、“解惑”仿自禅师。“惑”甚至可能取自禅宗语言。《师说》中两个更重要的观点也值得评论：第一，文章强调“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特别适用于像慧能这样的禅师，他不仅地位低贱，而且有些弟子年长于他。第二，文章中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有禅宗师徒关系概念的味道，正如禅师灵佑的格言：“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⑥一旦显示出韩愈的儒家之道的再阐述是源于新禅宗思想的流行，许多疑问也就消失了。事实上，他的诗和书信显示，终其一生，他与禅僧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的精神实践表示尊敬，但并不同情他们对现世的拒绝。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韩愈非常熟悉新禅宗，他欣赏禅宗的教育方法并用到儒家方面来是可能的。然而，他欣赏新禅宗的不是个别思想或概念，而是禅宗突破过程的整个发展范式。为了解扩展重建儒家社会的计划，韩愈将始于新禅宗运动的“入世转向”推向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为了重建儒家的道统仿照了新禅宗的模式，他寻求完全不同于佛教的超越现实作为现世的基础。确实，他在这两个领域内实际的成就是很有限的。但新儒学的突破，则是由他确立了方向，并为宋代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准则。
（选自余英时《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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