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赵相同的族源和风俗有利于双方文化的交流
秦国与三晋之一的赵国同祖，载于《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秦本纪》云: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舜赐姓赢氏。非子时，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赵氏先祖在“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时开始从赢氏分离出来，正式以赵为姓氏。
对于秦赵同祖，一些学者是有所质疑的，但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有越来越多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这特别体现在墓葬制度上。秦赵的墓葬制度不但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与当时北方各族都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了56座墓葬，其中45座是西周的，而11座是秦国的。西周时期的墓葬呈南北向，墓主之头多朝向北方，平躺直肢。秦时期的墓葬则多呈东西向，墓主之头多朝向西，且侧身屈肢。后又经过近几十年对关中的大荔和凤翔等地多达500多座秦墓的发掘，发现绝大多数的秦墓都是东西向的，且墓主头朝西，侧身屈肢。如宝鸡地区发现的20多座秦墓葬，墓主俱是头朝西向，侧身屈肢。令人感到巧合的是，在邯郸百家村的赵国贵族墓地发掘了49座墓室，屈肢下葬的有11座，有壁盒的有3座，东西朝向的为15座。在赵国故都邯郸西北紫山发现了5座有待发掘的赵王陵，均发现了坐西朝东的陵与神路，证明墓主都是头朝西的。
从己发掘的秦赵墓葬情况来看，秦君主与赵君主的陵墓均呈坐西朝东，且侧身屈肢下葬。而周王和其他的中原诸侯陵墓却不同，它们均呈南北向，头向北，且平躺直身下葬。有学者研究表明，秦墓葬有屈肢葬、墓室有壁盒、有早中晚三期墓室洞和头向朝西四大特点，而其中只有竖穴式墓洞之一特点还未在赵墓中发现，其余皆有印证。墓葬制度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最不易改变的方面，因此这些特点极为相似的墓葬完全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秦赵同祖”的有力佐证。
秦赵二国并非姬姓诸侯国，完全是凭借自身后天的努力，获得赐姓并得以建国，日后分别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在双方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共同的族源，造就了双方相似的墓葬制度与习俗，这种天然的亲近感大大减少了不同种族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隔阂，极大地便利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三、秦晋相似的文化性格便利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晋国周围俱是戎狄等少数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因此，晋甫一立国就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这就为当地各民族营造了一个宽松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极好的便利条件。因此，三晋文化本身就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例如，晋国是中原各国中最早有步兵部队的，这便是其在与戎狄的山地作战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晋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不少人娶了戎女为妻，不同族间的通婚不但引起人种乃至语言、风俗方面的变化，它也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去”同时，文化的影响都是双向的，晋文化也在影响着戎狄，这也使得“戎狄民族不断吸收华夏民族先进的农耕文化传统，逐步改变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狩猎方式”。可以看出，晋国作为当时强盛的大国，戎狄民族在与它的频繁交往中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至晋国三分为韩赵魏之后，三晋文化进入了特点更加鲜明的时期。李元庆先生对三晋文化的特点做过详细精到的论述，概括为:“其一，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其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可以说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三晋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秦文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崇尚法制的政治意识，变革制度的理性自觉”，有的学者将其分为“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在对秦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中，无论黄留珠的秦国时期秦文化的“两大阶段论”，还是叶小燕的秦文化五段论，均以战国中晚期为重要的转折点。其实，以上所论，“不论‘耕战’也罢‘功利’或‘公利’也罢，均只适用于商鞍变法后的秦文化”。在此之前，秦文化的特点以“兼容性”、“开放性”或云“拿来主义”最为明显。
秦人自非子之后，位于宗周之地，四方也是密布着戎狄等少数民族，与戎狄进行频繁的交流，并且选择性地吸收周围的戎狄文化，是十分正常也是必然的结果，非如此则不能生存。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之功被封为诸侯，封地就在西周故都一带，但众所周知，其地己被犬戎所占，所以这种分封有名无实。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通过与戎狄的激烈争夺，至秦穆公时才在关中地区奠定了霸主地位。在这一长时期的交流过程中，戎狄文化对秦的影响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如在宝鸡市南郊益门村发掘的二号秦墓中，既有中原风格的玉器，也有戎狄风格的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且该墓无骨架保存痕迹。西北地区的戎狄是有火葬风俗的，大批玉器随葬又表明了墓主的贵族身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受戎狄文化强烈影响的秦国贵族墓葬。然而，戎狄文化虽有其长处，但毕竟是落后的文化，秦国若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中原的先进文化学习，这其中主要就是三晋文化，非如此则不能强大，因此，后来便有了包括商鞍变法在内的一系列举动。秦国正是在这种与外界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国力逐渐增强，地位不断上升。自襄公救周有功，跻身于诸侯，至穆公任用戎人由余“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一路成长而来，应该说除了其民族的勤奋努力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即“兼容性”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从而有了“秦之措施，大抵袭自东方，其任用以见工者，亦率东土之士也”的论断。
所以比较来看，秦文化与三晋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晋与秦地理环境相似，周边分布很多戎狄等少数民族，双方均能很好地兼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而为自己服务(两国军队中均有外族士兵即是一例)，尤其双方共有的开放兼容性，是三晋文化的对外传播和秦文化的选择吸收的重要基础。落后的戎狄尚能大量而又顺利地吸收先进的农耕文明，那么，同样被“狄戎”视之并与晋地接壤的秦国，面对因改革而蒸蒸日上的三晋，选择吸收彼时较为先进的并且同样缺少宗法制的三晋文化而不是恪守宗法制、比较保守的齐鲁文化来发展壮大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政治、族属和文化性格三方面的原因促成了三晋文化对秦的重大影响，而这三个原因是其他国家或者文化不充分具备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在各种文化中三晋文化对秦的影响最大这一结果，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研究区域文化之间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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