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剧目的可表演性
在1949一1966年间首演的188个外国剧目中，苏联剧目占121个,法国剧目有9个，其中莫里哀喜剧剧目就有7个。⑦何以莫里哀喜剧剧目能在1949一1966年演出的法国剧目中占据优势呢？这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来加以考察。
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教育、文化等各领域深受苏联影响。从1953年冬天起,文化部根据中苏文化协定相继邀请了导演专家普?乌?列斯里、表演专家鲍?格?库里涅夫、导表演理论家格?尼?古里也夫和舞台美术专家阿?维?雷可夫到中央戏剧学院开班授课。苏联文学史给予莫里哀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法国喜剧的奠基人,他的喜剧作品忠实地反映了17世纪法国社会的全貌,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正因为苏联文艺界对莫里哀的阐释而使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话剧界获得了公演的机会。
根据莫库里斯基的描述，莫里哀的剧本早在彼得一世时代就在俄罗斯的舞台上演出了，在整个19世纪期间，莫里哀的剧本从来没有离开过官方剧院的舞台。⑧这是因为俄罗斯一直有尊崇法国文化的传统,莫里哀在俄罗斯戏剧文化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9世纪前半期莫斯科剧院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是莫里哀的崇拜者，他的朋友戏剧大师果戈理为他译出了《斯嘎纳勒尔》即中国演出的《多疑的丈夫》剧目）。莫库里斯基还指出1913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在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对莫里哀的两个剧本《心病者》和《屈打成医》所作的现实主义阐释是独树一帜的。十月革命之后,莫里哀的剧目在苏联的前线剧团、中央和外省的剧院、工人俱乐部和业余剧团都经常演出，例如苏联莫斯科艺术学院剧院1939年演出了《答尔丢夫》（中译名《伪君子》）果戈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对于莫里哀的推崇，既有俄罗斯尊崇法国文化的传统在起作用，同时也有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鉴于莫里哀是苏联人民最喜爱的剧作家之莫里哀的喜剧在苏联舞台上经常演出，所以苏联专家亲授下的中国学生们也在中国舞台上搬演了《多疑的丈夫》、《没病找病》、《伪君子》等剧目。中戏在1959年排演《司卡班的诡计》时,李健吾也要借苏联的话语优势来为莫里哀的这出闹剧张目正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很喜欢这个戏,并且也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
中国舞台上之所以演出《坚吝人》,是因为在苏联文学史的阐释中，莫里哀的这部作品对资产阶级恶行的批判最尖锐、最深刻。在普希金看来，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吝啬是他唯一的品质。在苏联的文学阐释中，又将普希金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对于吝啬的分析结合起来，以此来证明莫里哀喜剧的历史正确性和剧中主要形象的现实性。李健吾在对北京人艺《坚吝人》剧组讲话时，说：“阿巴公这个角色是集吝啬人之大成,普希金说：‘他除了吝啬还是吝啬。’”瑡北京人艺的田冲在1959年夏淳导演的《坚吝人》中扮演阿巴公,他在谈及阿巴公这个人物的创作经验时提到：他读了《共产党宣言》、《死魂灵》和《欧也妮?葛朗台》,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阿巴公是属于资产阶级初期的典型，它从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喝别人的血长大的田冲的这一想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的言说何其相似;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和苏联已有的阐释如出一辙。
《伪君子》之所以能在中国舞台上演出，也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使然。中国演剧界在整个1950年代都笼罩在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之下,而《伪君子》这个剧目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为进一步提高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演技而导演的最后一个戏,也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排剧史上耗时最长的一个戏。中戏的严正于1958年选定《伪君子》作为中戏表演系1955班的重点毕业剧目，除了苏联方面的影响之外,还与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有关。早在1950年代初期，李健吾在‘‘美帝暴行图”的系列活报剧中就创作了同名剧作《伪君子》,密切贴合当时抗美援朝的政治文化语境。在中戏的《伪君子》排演前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伪君子》主人公的论断在戏剧界被一再提及“他所写的答尔丢夫绝不只是一个答尔丢夫先生，而是全人类的答尔丢夫的总和”《伪君子》演出后，有评论者更是将《伪君子》的意义和当下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其实,这类答尔丢夫,不要说在当时的法国社会比比皆是，即令到了将近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是还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到许许多多依稀相仿佛的答尔丢夫吗？当战争贩子高唱着和平滥调的时候,当艾森豪威尔之流高唱着所谓‘世界自由’的新腔的时候,我们不是又发现了20世纪的答尔丢夫吗？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演出的莫里哀喜剧剧目一般都是经过了苏联舞台选择后的剧目。《悭吝人》和《伪君子》两剧的排演者和评论者,他们的言说、评论都和苏联方面的阐释保持口径一致。莫里哀的这些剧目能在中国舞台上演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同时也体现了斯坦尼演剧体系在中国影响力的深广。
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选择
莫里哀的《悭吝人》在中国舞台上最受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与中国本土关于吝啬的话语有很多契合之处。莫里哀在《悭吝人》的第四幕第七场通过阿巴公的一大段独白将吝啬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中国的元杂剧中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的剧目，在第三折通过贾仁（看钱奴）临死前和儿子的对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的吝啬性格。莫里哀的《悭吝人》及其改编作品演出后,很容易在中国观众这里唤起对于本民族吝啬性格和吝啬形象的记忆。1959年辽宁人艺排演的《吝啬鬼》中，演员王秋颖用了这样一个形体动作来表现阿巴公的吝啬:在最后一幕，阿巴公看到大厅里点燃着六根蜡烛，他感到这是不能容忍的挥霍行为，连忙上前逐一将其吹灭，只剩一根了，刚想吹，马上想到这根蜡烛一熄灭的话厅内就全黑了，他停了下来，可是他总想再节省一点，他发现这根亮着的蜡烛蜡油快流出来了，心疼得马上伸出右手轻轻地把蜡油抹到蜡头里。瑥在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为着灯油中有两根灯草,伸着两根指头不愿咽气,直到他的小妾用簪子挑去了一根灯草，严监生才肯瞑目。王秋颖在舞台上为阿巴公精心设计的这个形体动作与小说中严监生的手势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中国在排演莫里哀喜剧的时候，不仅对剧目的思想内涵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而且借助自身的文化资源进行人物形象的创造。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精神支柱不是宗教,不是法治,而是伦理道德学说。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伦理的特点。这种伦理中心主义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中国传统戏曲，往往从伦理的角度处理题材,对于剧中人物的是非善恶也带有明显的道德判断。尽管莫里哀喜剧演出的故事和人物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生疏的，剧中表现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都是陌生的，但莫里哀喜剧中那种伦理化的道德倾向，使得中国观众乐于接受。莫里哀喜剧的—些剧目能在中国舞台上持续上演，也是中国文化传统过滤的结果，符合了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中国社会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现实性、功利性的需求,是植根于中国戏剧的教谕功能之中的，戏剧同政治、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劝诫结合得十分紧密这一传统，不但没有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而缓解弱化,反而在历史的调适过程中更加强烈了。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莫里哀喜剧演出，丰富了中国话剧舞台的表演艺术,也为中国现代喜剧的演出积累了宝贵的表演经验。1950年代和1980年来的莫里哀喜剧演出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指导下绽放异彩《悭吝人》《伪君子》成为中国各专业演出团体和艺术类院校的保留经典剧目，并以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演绎了莫里哀喜剧，在中外戏剧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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