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居易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作的说明，是其诗歌主张的精华。
他认为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采诗”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这就是说诗歌的基础是“事”，即客观的社会现实。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诗歌里可以体察社会治乱、人情哀乐，所以诗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在诗歌反映现实的问题上，白居易有两点主张是很可贵的。第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白居易第二点可贵的主张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⑸。杜甫以前，在《诗经》和汉乐府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
然而文人笔下所表现的多半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很少写到人民。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在杜诗里才开始占据了一席地位。杜甫写过农民、士兵、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对他们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贫困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揭示。但杜甫并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这个主张是由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来的。前有杜诗的榜样，后有白居易的主张，这就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后代许多诗人正是沿着杜甫、白居易的道路前进的。
白居易能够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时代、经历和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安史乱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趋向深化，唐王朝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土地与赋税的问题尤其严重，均田制破坏，两税法实行，反映了土地急剧兼并的事实，同时也使兼并合法化。统治阶级不顾农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的境地。这就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加速着唐王朝的灭亡。当时，统治阶级中间有不少开明的人物，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危机而奋起改革政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地主阶级，早年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比较了解。他曾多次论及土地和赋税的问题，希望引起统治者重视。他警告统治者：“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⑹所以他主张抑兼并，轻赋敛，节用爱民，以利万人。希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 “以百姓欲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 “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⑺ 他认为只要皇帝体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行仁政，就可以摆脱危机，巩固统治。正是从这样一个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出发，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
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白居易总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为了使诗歌发挥社会作用，他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中，他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个思想：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就是说，政治意义和真实性强的，即使形式粗糙些也应鼓励；反之，即使形式多么华丽也应禁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他认为缺乏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的淫辞丽藻“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
然而白居易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也有两点认识是不恰当的。第一，他在强调内容真实性的时候，没有把艺术的真实同生活的真实区别开来。他对内容的要求已不止是真实，而是所谓“核实”。《新乐府序》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也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就会排斥虚构、夸张、幻想，使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报导，甚至失去诗歌的特点，使之近似押韵的奏章了。
第二，白居易首先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艺术形式却重视不够。这可以说是从元结到皮日休整个中晚唐现实主义诗论的缺陷。元结在《箧中集序》里，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出正确的批评。可是他有意排斥近体诗在声律、对偶等方面的艺术经验，一味提倡古体，就未免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自己的诗歌，和他所编选的《箧中集》里的诗歌，多半流于枯燥的说教，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白居易并不象元结那样偏激，但也同样忽视了这样一点：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动人的形象表现出来，而不能在形象之外生硬地说教。他不能广泛地吸取前代诗歌创作中有价值的技巧，他对自己的创作，在艺术上也只提出质径、直切、顺肆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够的。他过分地强调“质”，在一定程度上把“质”同“文”对立了起来。这样固然有抵制、纠正当时不良诗风的意义，但究竟反映出他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解得不够全面。刘勰早已说过“文附质”、“质待文”的话⑻ ，可惜白居易没有把这个辩证的观点继承下来。三、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四类中他最重视讽谕与闲适两类。这两类诗在我们看来思想内容相去甚远，像白居易这样一个要求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甚至拿诗当谏书来写的人，怎会重视那“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呢？然而白居易却有一番理论，《与元九书》曰：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关于兼济、独善与讽谕、闲适之说，也是白居易诗歌主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准备结合其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分析一下。
《与元九书》是元和十年(公元815)白居易贬官江州时所作。白居易在政治上遭到这次沉重的打击，感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很激愤，另一方面也开始采取妥协逃避的态度。“志在兼济，行在独善”，正是元和十年贬官之后，到宝历二年(公元826）免苏州刺史之前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元和十年以前，特别是任谏官的三年，白居易勇敢地向大地主集团、宦官集团进行斗争，可以说是志在兼济、行在兼济的时期。宝历二年以后，白居易官高禄厚，知足保和，标榜“在家出家”，又标榜“中隐”，可以说是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时期。可见白居易并不始终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白居易世界观的矛盾，对于他的创作有重大的影响。白居易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但是随着思想的变化，他逐步地失去了斗争的勇气，也就逐步地离开了现实主义道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反映社会、政治的内容，变为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如《食后》、《晏起》、《醉吟》、《足疾》之类。另一方面是从揭发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变为歌咏升平，粉饰现实。《序洛诗》里说得很坦白：
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 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荀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
这种庸俗的理论与早年的诗歌主张相去何啻千里！
白居易的闲适诗并非绝无佳作。如《观稼》、《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游悟真寺》等，或自愧不劳而食，或关怀人民生活，或描写自然山水，都颇有价值。但闲适诗里有大量平庸之作。白居易认为这类闲适诗表现了“独善之义”，拿它同讽谕诗等量齐观。这正是其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彻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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