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

　　白居易不仅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提出了一种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诗歌创作理论。下面小编是了有关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内容，供大家阅读。

白居易诗歌主张的核心，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

　　《与元九书》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此所谓“诗道”，是指儒家关于诗歌的理论和要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是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二脉相承的。儒家论诗，从孔子开始便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论语阳货》 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主旨是强调诗歌为封建的政治、教化服务。这就成为儒家诗论的出发点。《毛诗序》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其中心内容也是阐述诗歌与封建政教的关系。它认为诗歌不仅是社会治乱、政教得失的反映，而且反过来可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为诗歌具有感染的力量，所以是封建统治者用以维护政教的有力工具。紧接着上面一段话，《毛诗序》又阐述了诗的“六义”。“六义”是儒家对于《诗经》体制和表现手法的概括，也常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指导原则。从《毛诗序》对“六义”的解释看来，不外是说诗歌创作应该通过美刺来维护王政⑴ 。而刺必须有个限度，这就是“止乎礼义”。超乎礼义的讽刺，是有损于王政的。总之：诗歌要维护封建政教，要讽谕美刺，要止乎礼义，这是儒家诗论的主要精神，也就是白居易忽忽愤发所欲扶起的“诗道”。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是这样阐述这“诗道”的：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说诗歌最能够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接下去说：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帝王如果重视诗歌这种政治作用，以六义、五音贯串其内容和形式，使之符合讽谕美刺、止乎礼义的要求，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使他们的感情和愿望得到统一，使一切社会矛盾达到调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再看《策林》六十九“采诗”: 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宜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优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

　　皇帝以诗补察时政，百姓以诗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而纳谏，这样就可以防止人民越出封建统治的轨道，而达到至理升平。正是从沟通君民、调和矛盾的思想出发，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提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居易看来，为君为臣与为民是统一的，没有矛盾的。可以同时又为君臣而作，又为人民而作，但首要的、关键的还是为君。《新乐府》 里确实有不少为民请命的诗篇，有的甚至很激烈，然而白居易只是要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使统治得以安定罢了。

　　白居易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作为一个谏官，他“有阙必规，有违必谏”⑶；作为一个诗人， 他把诗歌也当作向皇帝进谏的形式——这便是《毛诗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关于这一点，《与元九书》说得最明白：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宫，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与杨虞卿书》也说：

　　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

　　这样说来，诗歌岂不成了奏议的补充形式了吗？ 是的，白居易正是要把那些在奏议中不便直说的事情和意见，通过诗歌向皇帝委婉地提出，引起他的警惕，并作为他执政的参考。也可以说是用诗的形式来写类似于今天的报告文学那样的作品。白居易《新乐府》的最后一首诗《采诗官》，是带有总结性的。诗的最后说：“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把“广宸聪，副忧勤”、“欲其易入而深诫也”以及这首诗里所说的采诗与讽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君而作实在是白居易诗歌主张的要点。

　　以上分析了白居易提出的正面主张，我们还可以从他对秦汉以来诗歌的批判当中，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秦汉以来诗歌的发展做了一番评述，他所运用的标准也是《诗经》的“六义”。白居易把秦汉看作“六义”始刓始缺的时期，把晋宋看作“六义”寖微陵夷的时期，把梁陈看作“六义”尽去的时期。唐兴二百年间，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虽有比兴之作，但是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白居易在这里对南朝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文学，作了最彻底的批判，这对于纠正大历以后注重形式的诗风有积极意义。但就其批评的标准来看，却明显地表现出要求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先看他对屈原的评价吧。关于《离骚》，在汉代就曾争论过是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用的是以《诗》论《骚》的方法。白居易也是运用这种方法去评价屈原的。他说：“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所谓“他”，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礼义”。屈原“归于怨思”，而不能“止乎礼义”，只是发泄了个人的牢骚，而无补于政教，这就是白居易认为不足的地方。其实，屈原的诗歌通过抒发个人的愤慨，有力地抨击了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然而在白居易看来，这既不能“补察时政，也不能“泄导人情”，已经离开了“诗道”。即使对杜甫这样一个诗人，白居易也缺乏全面的认识。他机械地在杜诗中寻找风雅比兴，自然不能不感到失望。白居易的诗歌本受了杜甫的影响，《初授拾遗》 诗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伤唐衢》说：“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可见他对杜甫很崇敬。不过当他执着于“六义”的时候，就变得偏激了。

　　然而，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在当时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在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他强调“补察时政”，在客观上就有助于诗歌揭露政治黑暗；强调“泄导人情”，在客观上就有助于反映人民疾苦。白居易提出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主观上虽然是维护封建统治，客观上却有利于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无怪乎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他的创作反遭他们切齿痛恨了。所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感慨地说：“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