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形象的《边城》(4)

　　文体的创新要求创作者的高度修辞自觉，文学家可以如同科学实践一般，通过无限地化约从现象世界中不断地提取人类的知识规则，但世界的混沌性却总有让我们不确定、不能认知、不能化约的地方，相对于自然、社会的生态之海，无论我们已经成功地化约了多么繁复的自然社会现象，它仍然仅仅是一点一线的踪迹。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混沌世界。《边城》的牧歌文体是高度化约后的抽象抒情，化约使抽象成为可能，而要表达这种抽象的诗意最适用的修辞策略就是象征和隐喻了。沈从文要将他对这混沌世界的感悟形之于笔，去作抽象的抒情，不仅需要高度的化约进行这世界的确定性描述，更需要运用隐喻和象征对混沌的自然社会进行多义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歧义的形象学表述。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对自然社会的各个领域展开化约修辞，它相信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人类不断扩大自己的认知框架，总结出自然社会的规律，将不确定性不断地围剿、驱逐。而后现代主义则宣称这一理性认识的虚妄，以混沌世界的不确定性捍卫存在的多样性、无中心化。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绝无可能仅仅由高度的化约建立起来，没有不确定性的加入，只能受到历史的嘲弄。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辽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