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形象的《边城》(3)

　　牧歌的背后是一哀歌。《边城》是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合，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人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是这一新文体的颠峰之作，熟练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叙事，沈从文完成了他的心愿：把《边城》写成一首“纯粹的诗”。有人说《边城》的文体是抒情散文，有人称之为抒情小说，也有人说它是牧歌体。冠之以什么样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新文体告诉了我们，在穿越世界的混沌之海时，还有这样的一条路径去展开个体的生命修辞。